汇率制度安排对一国经济内外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普遍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危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有关，单一钉住美元制(dollar pegging)是危机的诱因之一，这种汇率制度安排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也存在最优汇率制度选择问题，1994年中国实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由此中国形成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实际目标模式(real targetsapproach)，在这种模式下，相应的汇率制度安排是浮动汇率制度。实践证明了，中国以促进出口为目的的实际目标模式是成功的，出口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对区域经济负责的态度，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但是，自1999年后，人民币汇率制度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单一钉住美元制，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实际目标法转向名义锚钉住(nomihal anchor)。在亚洲经济复苏之后，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实行钉住美元制还是重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本文试图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从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试图找到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方向。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安排适应所有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在既定的内外条件约束下，汇率安排取决于一国经济政策的目标。从文献中得知，一国的资本管制是该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资本管制的发展方向与一国汇率制度选择方向密切相关。所以本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未来取向。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是渐进的，这种渐进主义的成功在亚洲危机中得到了有力证明。但是，1997年后资本外逃的稳定上升说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在下降，而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客观地加速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从长远来看，资本帐户的开放是必然的；那么，事实上的钉住美元制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中国将面临各种政策组合的选择，选择哪一种政策组合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函数。由于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国不可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也不可能实行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如货币局制度和货币同盟)，中国必然选择中间汇率制度。政府必须权衔不同汇率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因为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管制，所以汇率的变动主要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假定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促进出口和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前的钉住美元制可以实现促进出口，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目标服从于钉住美元的需要，货币政策的效应被削弱。钉住美元制可持续的前提是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和经常项目的顺差，但是，随着人民币走向完全可兑换，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仍然坚持出口导向战略，固定汇率是缺乏公信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以出口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目标，可以比较单一钉住美元制和钉住一篮子货币下，出口增长的差别和独立货币政策实现的程度。 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对价格水平稳定，为保证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竞争力，人民币应该钉住一篮子货币。在钉住美元制下，美元对日元的升值将使名义有效汇率上升，出口减少；如果选择钉住一篮子汇率不变，则可以保证出口的总体竞争力不变。为保证货币篮汇率不变，可以适当的调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于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数较大，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也不会太大。钉住货币篮不仅对中国出口有利，而且有利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实现，也减轻了资本管制的压力，使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得以持续，宏观经济调控将有更人的问旋余地，也有利于培养经济代理人的风险意识。但是，中国不需要马上退出钉住制，在钉住美元制卜，贸易顺差可以维持，影响出口的主导因素是世界市场需求的变化，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出口促进有限，加工贸易方式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断扩大，从这一点上，放弃钉住美元可能不是良策。同时，人民币贬值面临国际环境的约柬。所以，钉住美元制是中国目前较好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必然走向灵活汇率制度，钉住货币篮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所以，人民币汇率制度将面临如何退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战略，即非政治化，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培育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