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使学界尝试通过建构中国本土的儒学体系,从文化层面上解决中国问题。其中不仅有依据传统学问形式梳理儒学内在义理的方式,也有借助西方哲学方法建构儒学的方式。其中张祥龙借助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呈现出当代儒学发展的一条新进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对张祥龙儒家思想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检点和反省当代儒学发展的成败与得失。张祥龙的现象学视野来自海德格尔,通过“朝向事物本身”的方式,重新梳理了儒学脉络。他将《尚书·尧典》作为儒家思想哲理的源头、精神信仰的源头、生存结构的源头,其中包含着充满时间感的孝意识。此时的孝意识还属于未自觉的状态。直到孔子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非对象化的情境体验完成了儒家对孝意识的自觉,孔子将亲子关系视为儒学的源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其后的先秦社会政局更加动荡,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孔子依据孝意识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礼乐制度开始崩溃,先秦儒家诸子试图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孝的传承来拯救儒家。曾子在以身传孝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充满时机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孝。思孟学派进一步从心性的层面继续扩展孝的维度,将孝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荀子则论证了孝通过外部规范才得以可能。至此,先秦儒家使孝彻底成为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意识,在根本处延续了儒家的发展。之后儒家在秦汉之际的社会现实面前通过将将血缘构筑的孝亲观念推演到国家治理、政治结构的构成,形成彻底的家国同构、身国同修的理论进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这一过程是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中完成的。在这之后儒家经历了佛家思想的冲击,为此宋儒转而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以提升儒家哲理的思辨性,希望借此解决对抗佛家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鸦片战争后中国儒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一直延续至今日。为此张祥龙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存活并把人之为人的孝亲时间意识再次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儒学和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