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形象远播世界的历史。晚清以降,在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的频繁交往中,通过社会各色力量参与的建构实践,近代中国之形象在继承和颠覆传统认知的过程中,开始获得新的面向和认同。此间,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一跃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单元,通过他们各自多样化的职业实践,促生了近代中国之媒介镜像,并对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传播。哈雷特·阿班(Hallett E. Abend)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派驻中国的重要记者之一,1927年后,他不仅担任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一职,而且负责管理《纽约时报》的全部中国报道。一直到1940年底离华回国,阿班的驻华新闻实践历经十五载春秋,共发表了一千余篇的中国报道。因此,阿班自身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驻华美国记者中的重要代表,而且他的报道也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新闻业塑造和传播近代中国形象的关键文本,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阿班在华十五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及其一千余篇的涉华报道作品,展现阿班及所属媒介组织《纽约时报》如何通过其特有的新闻框架和话语系统建构起一种典型化、历史性的近代中国形象——“危机中国”的形象,并揭示此种形象背后所蕴含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步主义价值评价体系和功利主义的国际关系观,说明20世纪以来的国际新闻传播实践是一个充满了西方意识形态浸化、价值评判垄断、国际政治利益制约、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复杂过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问题的意义和缘起。首先提出了国际新闻生产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认为近代中国的媒介镜像是中国加强自身理解,重塑当代中国形象的一面镜子。其次,分析了当代西方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中国本土研究比较偏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而较少对其他历史时期加以关注、偏重于使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而较少使用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并藉此说明哈雷特·阿班涉华报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指出了《纽约时报》和哈雷特·阿班在美国国际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阿班的中国报道是研究西方媒介建构中国近代国家形象和塑造美式“中国观”过程中无法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通过对1257份报道文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发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在报道的总量和频率方面,哈雷特·阿班的报道基本上与中国的现实律动保持了一致,比较全面及时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二,在报道议题的设置方面,阿班的中国报道呈现了突出的硬新闻特质,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中日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主要的新闻议题。其三,在发稿时间、地点和版面安排方面,出现了发稿日期与刊载日期间隔时间由长变短、发稿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重要版面占有量不足等特点,说明了阿班的中国报道在国际传播层面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现实。第三章分析了阿班的“危机中国”这一主导性的报道框架。认为新闻框架不仅是报道者传播意图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把握国际新闻生产深层社会意涵的途径和方法。指出阿班“危机中国”的框架实际具有“双重危险”的含义:其一是对中国社会本身危险境遇的言说,其二则是对当时的中国现实对美国方面所构成的挑战和危险的言说。通过对132篇阿班撰写的中国评论性文章的内容分析,揭示了“危机中国”这一主导新闻框架的话语呈现方式和表达路径。认为“危机中国”这一指导思想基本上贯穿了阿班对中国全部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判断。第四章讨论了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四个重要案例:有关“满洲问题”的报道、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有关日本侵占上海的报道以及有关新闻检查的报道。首先,指出“满洲问题”的报道不仅是阿班塑造“危机中国”形象的重要起点,同时也是阿班在美国外交关系视角下对近代中国做出的一种负面判断和陈述。第二,指出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是对中国社会冲突和无序状态的一种强化和凸显,是阿班建构“危机中国”过程中的典型范例。第三,指出有关日本侵占上海的报道是阿班在华工作中后期塑造“危机中国”形象的主要依据。认为阿班对日本侵华行为的揭露是说明美国利益在中国遭受挑战和侵害、敦促美国积极干预中国事务的意图表达。第四,指出有关新闻检查的报道是阿班籍以说明中国社会危险不安、有悖西方社会秩序的又一证据。第五章是对哈雷特·阿班“危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历史逻辑、话语策略和社会意涵的讨论。认为美国的中国形象建构是一个深具历史关联和逻辑转圜的发展过程,包括传教士、商人、作家等多元力量都参与其中。阿班的“危机中国”形象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形象塑造这一历史传统的继承。其次,通过五个方面的新闻话语分析,展示了阿班的报道文本建构近代中国媒介形象的路径和方式,认为报道内容的选择、主题的归纳、信息的相关性控制以及典型词汇的调用都是阿班塑造“危机中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最后,指出了“危机中国”这一国家形象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反映和表现,它不仅是美国进步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照中国事务时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西方功利主义外交理念的真实写照,因此,“危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美国有关自身利益的一场公开言说。美国的中国形象历经两百余年,《纽约时报》和阿班的近代中国报道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主流媒介建构中国形象上的重要一环。正如第六章所示,这一形象认知不仅受到美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制于新闻组织惯例、其他利益集团以及记者自身经历等多重社会因素,是一个充满了复杂互动的话语建构过程。本研究认为,“危机中国”这一媒介形象并未超越西方知识传统上那种典型的“他者”立场,仍然是西方表现其主体的观念、价值、信仰和情感的一个与之对立的、负面的文化形象。“危机中国”实际上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转型时对自身恐惧和焦虑的一种公开化表达,它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也有所疏离,是美国视角下的一种中国叙述。阿班的中国报道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众有关中国知识和想象的重要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故不失为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上值得珍视的一个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