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农村社会条件的制约，农民学习起现代民主并非易事，农民在政治参与、政治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导致村民自治一直停留在“自”的层面，而无法真正实现积极有效的“治”。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主导的民主进程步伐仍旧缓慢，反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实行民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农村，农民的民主能力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农民长期以来也都被冠以文化素质低、不会民主的帽子。因此，本文转而从民主建设主体即广大农民群众着手，对当代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进行研究。　　首先，在总结与回顾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将农民的民主能力划分为民主表达能力、民主合作能力、民主监督能力三个维度，并构建起探究农民民主能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其次，以我国中部地区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为案例，进行实地调研以获取研究数据，并运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统计整理；最后，对当代农民的民主表达能力、民主合作能力、民主监督能力进行特征分析，并以人口学变量、政治社会化变量、民主观、传统观念、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等变量为基本变量，探究其对农民民主能力的具体影响，以此为据，深化对农民民主能力的理解，探索培育农民民主能力的有效路径。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中，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能力建设密不可分。民主制度设计了一整套的权利制衡机制，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民主能力的增强则又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只有实现民主能力与民主制度的良性互动，才能巩固与完善民主制度。如果要使制度创新内化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农民的一种日常习惯与生活方式，农民民主能力的培育是制度运行的关键。　　第二，利益是人们形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传统小农思想导致村民遇到问题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处理态度，或采取一种异于常规的方式来向上级政府反馈，农民亟须掌握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民主表达技巧，使自身能够在民主秩序范围内将各种内在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外在的现实利益。　　在农民的民主表达能力影响因素探究方面：农民的民主表达能力与农民的性别、政治面貌、经济水平、民主认知、政治效能感、民主参与、利益识别能力及利益维护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传统观念呈显著负相关；年龄、民族、教育程度、职业、民主态度等因素并未对农民的民主表达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经历了传统分散独立，到行政化合作，到市场性放任，再到政策性培育过程的农民，如今已不再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而是走向了自利的独立个体。经过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农民的自利性行为取向也更加明显，人们只愿通过自身参与来实现自己的好处，而不是通过合作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农民的民主合作能力影响因素探究方面：农民的民主合作能力与农民的性别、政治面貌、经济水平、政治效能感、民主参与、合作组织认知、共同体意识及村干部领导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传统观念呈显著负相关；年龄、民族、教育程度、职业、民主观等因素并未对农民的民主监督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第四，我国村级民主监督运行不畅的原因是外在的监督机制的保障力度不足与内在的农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能力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实施监督的主体往往是广大农民群众，而被监督的人员也是村内群众，在村庄内部这种“熟人”的社会里，实际监督效果并不理想。　　在农民的民主监督能力影响因素探究方面：农民的民主监督能力与农民的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民主观、民主参与、政治效能感、监督认知、监督意识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传统观念呈显著负相关；年龄、民族、经济水平、职业等因素并未对农民的民主监督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总之，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中农民民主能力出现的问题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个具体因素，而是多种环境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农民的民主能力提升也不能只依靠其中某一方面的工作来加以改善，需要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实现民主能力的提升从民主政治发展的整体层面来看，有以下几种路径转换方式：一是实现从民主客体到民主主体研究的转变；二是实现从民主制度到民主文化氛围建设的转变；三是实现从国家推动到“上下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