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断突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91亿,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依然不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以提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近些年来,农民工可选择的就业途径不断丰富,但不同的就业途径对农民工就业福利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却还不明确,因此,研究就业途径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优化农民工就业途径的选择,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福利水平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有效突破点。本文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16年的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采用月收入水平作为工资收入的测度,农民工与用工企业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或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就业是否稳定的测度,将关系网络,直接应聘和中介机构三种就业途径的关系网络设为参照组,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以校正多元样本选择偏差的工资方程和就业稳定性方程为基础,分析三种就业途径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影响的差异。从农民工就业途径的选择来看,关系网络仍是农民工寻找工作的首选方式,直接应聘次之,而中介机构的选择比例较低;女性、丰富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和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够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中介机构途径就业,而男性、劳动力市场经验缺乏、教育水平较低、父母有外出经历、单身和迁移距离较远则促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关系网络途径就业。从就业途径对农民工就业福利的影响来看,中介机构和直接应聘能够增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并且中介机构发挥的作用更强;不同类型的中介机构对农民工就业福利的影响存在差异,互联网和社会商业中介在改善农民工就业福利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异质性的研究表明,直接应聘和中介机构在老一代和新生代,男性和女性,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农民工中相较于关系网络都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直接应聘和中介机构在老一代和新生代,男性和女性中都能够显著增加工资收入,但仅在高技能农民工中增加了工资收入。同时,本文从方法和变量的界定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方法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重新进行分析,发现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变量界定上,将工资收入界定为小时工资,将就业稳定性仅限定为固定期限合同,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没有发生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强化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此增加农民工就业途径的选择。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各项服务向农民工群体覆盖,强化中介机构在农民工与企业职位匹配上的作用,实现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与工作岗位的准确匹配,有效降低就业中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