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日趋波动的全球经济现状,为应对贸易开放过程中国外不安因素传入所可能导致的经济波动,我国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正确判定并选择合适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使政府支出规模得到适当改进与合理配置。在理论层面,基于“补偿论”和“效率论”,阐明了政府支出规模与贸易开放相互关系,“补偿论”指出二者呈正相关性是由于政府出于对外部风险影响的补偿,“效率论”指出二者呈负相关性是由于政府出于对市场效率发挥的偏重。然后通过二者内在机理研究说明了贸易开放会通过地区商品的替代弹性大小进而影响公共产品和公共保障,并在Rodrik (1998)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导,构建了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实证层面,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法与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利用1995—2011年贸易进出口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全国数据在地域层面与结构层面来对全国及其三大区域和政府支出规模主要细分科目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有：在地域层面,中国贸易开放与政府支出规模二者呈“U”型非线性关系,符合“补偿论”,沿海和西部地区均呈负向线性关系,但分别符合“效率论”和“补偿论”,中部地区与全国情况一致；在结构层面,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对中国政府支出结构产生偏向性影响,政府支出科目存在显著的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依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结果,本文有针对性地得出以下启示：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须保证财政政策的协调性；政府须保证每年度财政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使今后各项财政政策能够以合理的规模持续下去；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须同稳定居民的收入水平、化解对外经济贸易风险结合起来,关注转移支付制度的纵向转移,并注重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以期我国能在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政府支出规模的地区间、结构性的高效配置,以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