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残雪文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她的小说之费解已经达到了令习惯于在前因后果的文学叙事和意图明朗的故事情节中找寻意义的读者难以接受的程度。怪异的表现手法，夸张、怪诞的人物性格，梦魇般的气氛，故事内部时间的断裂、空间的交错等等，都为残雪的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无法与他人作品混淆的印记，也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审美上的巨大冲击。由此，研究残雪也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课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残雪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残雪文学研究始终与其创作相伴随。研究残雪，不仅引动了广大读者解读残雪文学的热潮，而且也带动了文学研究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本文试图从残雪文学出现后短时间内文学评论界展开的关于残雪文学的论争入手，首先探寻残雪文学出现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1986——1987年，文学批评界针对短篇小说《公牛》引发了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焦点在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究竟体现的是什么。这一论争为后来中国文学的开放和理论界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是残雪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之一；残雪小说引起争论的另一焦点为文学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优秀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是否以作家站在某个阶级或某种政治立场为评判原则？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否以作品表现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为标准？而从社会影响来看，是否以读者群的数量来确定、以能够在广大读者中获得众口一词的评价为原则？这一系列的问题，均通过对残雪小说的争论而得到重新清理。将残雪小说的问世以及对残雪小说的论争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它既体现为残雪文学开始向传统的文学观发起挑战，又反映了本次论争绝非一次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争鸣，而是释放了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变革的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改变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文学要还原其主体性的地位，而不再仅只作为政治的附庸，重新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艺术性；文学创作方法也从原来奉现实主义为圭臬转而追求文学表现的多样化；文学对人性的描画、对人性之复杂性的探究更加细致和深入。这使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吸收世界文学中有益的因子。当国门洞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之时，文学创作获得了许多新的养分。而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吸收，也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锐作家开始尝试采用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相当陌生且在情感上遭到排拒的新奇的文学写作手法。其中尤以残雪的小说创作最为令人惊异甚至难以接受。文学理论界的反应虽与残雪文学创作同步，但更多表现为用古老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直到9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才终于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汇合，残雪文学才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下获得符合实际的评价。残雪文学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而残雪也从不讳言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追随、她在创作手法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借鉴和发展。不过，残雪观念中的“现代主义”并不受制于后期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限制。她把所有内省的、以表现人类灵魂世界为己任的历代作家都视为现代主义作家。因此，一些过去从未收入“现代主义”作家名录的经典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成为残雪心目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家。在创作思想上，残雪汲取这些作家的丰富营养，在创作手法上，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创作成为残雪学习的对象。尤其在残雪与卡夫卡之间，存在着诸多可比之处。残雪心目中卡夫卡的创作是关乎灵魂的，一切现实的描写都是灵魂世界象征化的体现。为了使不可把握的灵魂世界具象化，残雪在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上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首先，残雪遵循超越的文学艺术观，建立了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性”的文学，摒弃了社会学背景下的是非善恶的人格判断，将一切描写直指人性的本质。而这本质的最高体现即为“理性”。“理性”既是努斯，又是逻各斯。而努斯体现为原始之力，当它在人类的灵魂中起作用的时候，灵魂中的自我便产生分裂，残雪的小说就是对分裂自我的描述。她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其实正是分裂自我的矛盾和复杂关系的体现。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残雪眼中的卡夫卡文学正是努斯和逻各斯矛盾运动的艺术化表现。卡夫卡《城堡》中“城堡”对灵魂的召唤、《审判》中“法”对生命的拷问，在残雪的笔下置换成不速之客的蛮横造访、与隐藏对手的较量。残雪在她所理解的卡夫卡小说思想的启发下，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都着重于描写生命在前往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过程中，自我的挣扎和奋进，生命的整个运动过程便是突围和沉迷的冲突和转化的过程。终点的明确和虚无不能消解人对生命的执着，磨难和挑战激发的是生命的意志，唤起的是生命的快乐。残雪的创作除了受到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外，中国文学传统也一直潜藏在残雪的文学血脉中，隐秘而顽强。古代文学表现出对现世的强烈关注、“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的神圣使命。虽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西学之风日渐强劲，但中国文学传统并未被斩断，而在优秀作家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延续。同时，现代文学也形成了新的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成为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脉络。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家曾放言自己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以鲁迅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对其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分析交织在残雪文学中的各种元素，我们会发现，其中根本性的东西仍然来自本土文学传统。其中既可见抒情传统的充分体现，也可见湖湘大地的巫楚之风弥漫在字里行间，铺染成了残雪小说荒诞、神秘、非理性的色彩；同时，在鲁迅小说中风格鲜明的复仇话语也在残雪的创作中得到延续，残雪语言的超时空性也可在鲁迅文学中找到渊源。当然，残雪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改造也显而易见。具体表现在，她的创作已从原来文学表现客观世界转向表现精神的内在世界；由描写他人转向描写自我；由反映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转向反映自我分裂后的矛盾和斗争。残雪小说充斥着大量的肮脏与丑恶意象。其笔下的世界肮脏腐败，人物阴鸷、丑陋，人际关系扭曲、变态。这种不惜笔墨对肮脏与丑恶事物的描写，使残雪的创作获得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一种厌恶甚至痛恨残雪的作品，另一种则对残雪小说赞赏有加。残雪小说描写的世界之肮脏、人性之丑恶、人伦之颠倒，是否为残雪以追求丑恶来达到审美的目的，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追溯中外古今艺术的美丑观念开始，发现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丑恶人事，均为体现道德与伦理判断所用；而庄子提出，朴拙和粗陋恰是化丑为美，却又体现了美丑的辩证法；西方早在莱辛时代，丑就被高度重视，但它还处在一个陪衬美的地位；到了雨果时代，丑已经作为与美对应的一个必要成分存在了。那时的丑中尚不带有充分的恶的意味。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改变了人对自身本质的判断之后，也将“人性本恶”的内涵进行了重释，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将丑恶意象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的“化丑为美”也成为美学史上美的一次历史性升华。在分析残雪小说中的丑恶意象时，几种观点各据势力。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本质上如此，残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不再文过饰非地描写虚假的美好生活，而是真实准确地将现实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一种观点认为残雪之所以描写的都是肮脏和丑恶，是因为她主观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丑恶肮脏的；另一种观点将丑恶意象与残雪的人生观联系起来，认为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导致了残雪文学充盈着肮脏和丑恶。残雪许多小说中出现“类情节”现象，即作品中人物反复做着一件事，却毫无结果，寓意人生的行动毫无结果，这体现出残雪对人类和世界的悲观绝望；第四种观点认为，残雪描写肮脏丑恶的事物非为他因，主要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在她作品中的继承和改造。本文的观点是，残雪把肮脏的事物、人类丑恶的品性，作为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动能看待，说到底是与她要描写人的灵魂有直接关系。肮脏与丑恶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血污里诞生的生命正是纯洁灵魂寄居之所。肮脏与丑恶不仅是生命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为证明她的脏丑之原发力，残雪重新阐释了经典文学作品。残雪通过对歌德《浮士德》中魔鬼与浮士德关系的重新理解，再度印证魔鬼靡菲斯特是促使浮士德之向善的本质属性。为此，残雪在自己的创作中描写肮脏丑恶的人，从其自身来说，这是人类的本相，它为精神的存在和充分展现提供了舞台；从其与他者的关系来讲，肮脏丑恶的人又构成一种反作用力，成为督促人类前行的重要力量。残雪这样的创作思想，来自其关于作为原始之力的努斯与将努斯赋形的逻各斯之间矛盾运动的哲学思考。残雪的创作非常丰富，能够代表其成就的是长篇小说《边疆》。本文以《边疆》为范例，分析残雪小说如何实现语言的创新、如何通过客观描写实现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边疆》同残雪的其他作品一样，并不讲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是将隐匿于肉体深处的自我托出来，而自我须经由将自我意识对象化为外在的种种景象事物人情故事等过程来体现。在残雪的创作中，传统语言真实准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残雪所建立的一套纯然的文学语言系统，以满足她对所要表现的无限丰富的灵魂世界的阐释。她通过改变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通过将本来所指的真实抽空，填充进具有隐喻、暗示、象征意义的意象，实现她对自我灵魂世界的展现。于是，那个不可言说的自我便借助一个个已经丧失了原有所指的符号——能指而获显示。残雪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本文限于篇幅，仅着眼于残雪文学中的几个侧面进行探讨，以期获得对残雪文学深层意义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残雪文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