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批评流派叠彩纷呈，其支撑理论形态名目繁杂、花样迭现。倘若冥思苦想去罗列、“点赞”某一流派的不同批评家的集成观念，或是以某些批评家的复调和声甚或众声喧哗去“泡沫化”这一批评流派的理论张力和话语空间，倒不如收拢一下研究视野，锁定某一个体文论家本身的批评思想架构，聚焦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落脚在某一研究指向或某个理论原点，紧紧围绕该焦点条分缕析，以点带面，层层扩展，在厘清轴心概念的理论蕴涵或核心判断的逻辑依据的基本前提下，首先拉出共时性理论框架来，支好逻辑体系骨架，继而梳理出历时性整体脉络，形成纵横交错、阡陌交通而又井然有序的理解网络，从而达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整体研究目的。因此，本论文以新历史主义视域中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批评观为研究个案，结合格林布莱特的具象化批评实践活动，通过重点分析他的经典性论断和代表性论著，逐步演绎出其批评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从理论的源头上厘清与把握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其“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权力话语化”与“话语权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评范畴的文化品格、历史语境和政治内涵。与此同时，重估和重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对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主体重建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和历史观映鉴意义。本论文力图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以历史语境、文化塑造与政治解读为主轴的多种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著作和相关文本阐释典籍，从格林布莱特创立的新历史主义“新史学”观介入，在充分展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文化转向”复调景观的背景下，探究作为文化诗学批评核心理论的“文本阐释和意义生成”问题的诗性缘起、审美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格氏文化诗学的诗性本真蕴涵及文本阐释新进向，意在凸显格氏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密切关系，达成对人文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并给我们观照与评判当下人类的人文事象、人文事件及生存境遇提供另外一个“异在”视角与“他者”立场。首先粗线条勾勒一下本论文的整体架构，开篇在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缘起、论域范围、选题思路、传主学术经历、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以及基本概念和范畴界说作了粗线条的梳理和勾勒，并撮要描述了本论文的逻辑线索和理论框架。首章主要从宏观视角着重交代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学术渊源，其中主要包括方法论背景——方法论视野下与格尔兹“文化人类学”的同质异构性；认识论渊源——认识论视野下与伽达默尔、利科等“新阐释学”的内在互文性；价值论背景——价值论视野下与詹姆逊“政治诗学”的同源异流性。紧接着重点条分缕析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观的主要理论范畴，分别为：新历史主义视域；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批评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批评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批评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然后分三个专章来详述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核心方面，一是较为全面、完整、详尽地阐述“文本阐释”论，主要蕴涵五个层面，分别为：文本阐释理论概说；“比较视域”本体；碎片的“历史文本”理解观；整体的“文化文本”解读观；诗性的“文学文本”阐释观。二是详述“自我塑型”论，也主要涵盖五个层面，分别为：文化阐释的发生学景观；“文本联合体”的文化表征和哲学表达；文化生产流通的“社会能量”转换论；“自我塑型”论的话语架构及诠释实践；跨文化境域中“公共文化镜像”的自我塑型。三是概述“意识形态”论，分别从四个方面来展开：“文化解读”的“意义生成说”视域转换；语境化的“思辨的理解”作用力场；意识形态化的“凝视的理解”话语机制；权力结构的“隐喻性”表征形式。然后分四部分来进行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范式研究，一是主要探究了文化诗学多元化的批评范式转换，分析了若干具象化的文本阐释实践样式，分别为：以文学文本阐释实践为主轴的多元化批评范式；“情结”文化批评范式的“知识论转向”；比较形象诗学视域中的“共鸣性文本”；最后是具体运用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观，落实到文化诗学境域中来析述文学意义的审美阐释实践模态，分别为：文学意义的理论蕴涵和认识论阐释语境；文学意义阐释的本体存在之维；文化诗学境域下中国文学批评观的主体性意识等。最后以结语收束全文，在粗略交代当下文论生态面临的整体形势和共同任务的总体格局下，简要概说了对格氏文化诗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整体性总体评判和多层面的多维追索，同时也对文化诗学批评观念史的各个历史分期作了终结性界说。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在此进程中不惟培育了更其浓烈的“问题意识”，预设了更多合模的“文本阐释”可能性，而且预留了更加宏阔的“理解”思维空间。接下来条分缕析一下本论文的学术创新点，撮要如下:本论文能够直面格林布莱特批评思想的庞杂性和摇摆性，尤其是其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远胜于文学批评观念的批评现实，主要采用从文学文本内部构造、各类文本间性与各批评形态之间等多层面和多维度进行整体比较、总体把握的综合研究方法。从“比较视域”本体切入，立足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学性和历史性两大“元范畴”问题，兼顾泛文化解读和意识形态化语境两个维度，深刻剖析了格氏倡导一种“新史学转向”视域下走向文化诗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聚焦于检视展开文本阐释和自我塑造的现实可行性。同时还着重指出了其切合斯时的文化现实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阐释”论、“自我塑型”论以及“意识形态”论等主要批评话语范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上这些方面均围绕着凸显格氏批评理论中的核心元素，即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观来展开。本论文在梳理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架构，立足于其理论的复杂性，细察与明辨其多部类“主体间性”的杂多关系和“交往”网络，并尽可能加以描述。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分别对应着描述格林布莱特整体学术思想时并驾齐驱的两个维度——史学的维度和诗学的维度。无论是把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时，还是单挑出一个来因时制宜各有所侧重，实际上都是试图把格氏的批评思想在文学批评理论的框架内整合起来。作为这种整合中心的诗学，其实也就是文学文本阐释研究。因为无论给格氏批评理论贴上怎样光怪陆离的标签，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并非是提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庞大理论大厦，而是他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分析方法与视角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贡献。以往每每论及格氏文化诗学的理论架构时，颇多偏重于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来阐发，落脚点定位在断裂的历史观和整体文化观两个层面上。而本论文则着重从破茧而出的文化诗学批评视角来理解与阐释，着力点落实在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四个理论原点上。更为重要的是，这四者又并非截然分立、孤立存在；相反这四者一以贯之在文本阐释的全过程，（或言之：贯穿在自我力量的形塑和自我造型的重塑过程中）同时又架构起了贯通四者的桥梁，那就是本论文一再凸显的思维范式与批评空间：自我造型的形塑流程。这样上述“多极”便构成了格氏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多元体系和多维世界。又鉴于新历史主义这一“新史学”批评观为格氏的文化诗学批评观准备了充沛的思想渊源和方法论依据，如何在准确、客观和明晰地界说两者的内在关联的逻辑前提下，重点突出文化诗学批评观的特异性和独到之处便变成了现实之需和理论之基。本论文不仅能够清晰地关注了这一重要事项，而且倾其所有打造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特有的主轴方面，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思辨性和学术原创性。本论文秉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阐释理念，首先采信“情境”式文学批评方法,即批评主体主动“沉降”到文化事象和文学文本典籍中,从文本“原始痕迹”和作家的“客我”批评视角来还原和注解那些“共鸣性”文化文本，进而“厚描”式粗笔勾勒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理论形态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外化表征为批评主体对作家和文本的本源认同和原创剔抉。然后，“转换一下说法，接着说”，揭示其大胆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疆界，将“文化解读与历史叙述”、“政治话语与权力结构”和“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等多重架构内在勾连起来，弥合无间地构塑成“想象的造型共同体”和“主客融合的文本联合体”的理论质素与实践特色。毕竟，一种批评理论能具有开拓性价值和意义，打开了一种文学文本的阐释思路，构建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与思维方式，抵达“片面的深刻”已属不易了。我们有着充沛的理由与依据来确信，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一旦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生态，势必助力于其自身批评实践的疆域扩展与理论完善，夯实在“立场自醒、理论自觉和价值自省”的思想基础之上,还将强力拉动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向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生态型批评”理想不断靠拢，从而保持一种涵养传统与吸纳新知“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批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