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展开研究。一是对该地区政治地理环境的论述,试图通过考古、文献资料理清西周王畿地区与诸侯国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二是对目前资料比较丰富的诸侯国青铜器进行系统分析,理清各诸侯国的发展演变脉络、组合关系及风格特点。三是对诸侯国青铜器进行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并揭示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现将主要的发现和结论摘要如下:一、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分析。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从自然环境看,该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山脉和河流相间分布,自古以来是中国粟作农业文化的腹地,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从政治环境看,该地既是周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诸侯国的主要分布区,王畿以外尤其以黄河的支流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两翼的山前平原最为重要,是西周诸侯国的重要分布区,以晋国、卫国、邢国等为代表的姬姓大国,成为周王朝经营“北土”的重要据点。二、汾河谷地诸侯国青铜器的分析。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与王畿地区接近,无论形制、纹饰还是组合形式都几近同步,体现了中原地区西周文化的统一性。此外,该地区还出土了不见于其它地区的器类和器形,表明该地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文化的统一性与创新性,为东周时期晋系青铜器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三、太行山西翼诸侯国青铜器分析。该地区青铜器数量较少,但就当前资料看,该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尤其是黎国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字形书体方面,与周王室并无二致。这一特点或与西周王朝对此地的经略有关。四、太行山东麓诸侯国青铜器分析。从形制、纹饰以及器物组合看,无论燕、邢、卫还是其它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都与同时期王畿地区相同,尤其是西周早期墓葬重视食器的同时,保留了较多的酒器。就邢、卫、燕三国青铜器来看,燕国的特殊性比较明显。五、诸侯国青铜器比较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青铜文化面貌也保持着共性大于个性的趋势,但太行山东麓的卫国、燕国、邢国之间的共性要远超过它们与晋国的共性,这或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族群构成有关。六、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特殊器主要出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前段,其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中原传统文化、戎狄文化、土著文化等,虽各期文化构成不同,但中原传统文化一直居于主体地位。需要说明的是,除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外,各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的其它来源也稍有不同,其中汾河谷地的诸侯国青铜器较多来源于土著文化,而太行山两翼的诸侯国文化因素相对比较纯粹,未见土著文化。此外,北方草原文化在汾河谷地占有一定比例。七、基于青铜器之上的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各诸侯国的青铜器都与王畿地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不见于王畿地区特殊器类或器型,各诸侯国的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姬姓诸侯国中,晋国在周王朝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戎狄和土著的文化因素;燕国在保持与周王室一致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并较多的沿用商文化;卫国比较保守,发展相对滞后,当然这可能与墓葬被盗比较严重有关。非姬姓诸侯国中,都与周王室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具有地域特色的器物大都与土著文化有关。八、陇东地区青铜器研究。陇东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以兵器和车马器等为主,青铜礼器的数量不多,且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可能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有关。从目前资料分析,尚不能确定西周时期陇东地区的国族分布,但从青铜文化面貌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最迟在西周中期,陇东地区尤其是泾河上游地区属于周王朝的控制之下,至于是否属王畿地区,还有待于商榷。九、结语。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在保持与周王朝发展一致的同时,各自创造的特殊青铜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周青铜文化的全面繁荣。尽管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后,试图通过“礼制”等方式来实现文化上的统一,但由于每个诸侯国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所继承的历史文化也不同,必然会形成与其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的、特定形态的地域文化。同时由于每个诸侯国具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各自在长期的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以各诸侯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