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庇古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提出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环境的外部性以来，环境政策工具逐渐成为了环境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目前全球气温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世界各国都相继采取一系列的环境政策工具来对经济的发展进行环境约束，以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我国做出了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的承诺，面临的减排压力巨大。所以如何设计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工具，引导各方协同、自愿的进行碳减排，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我国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2005年欧盟建立了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型碳减排政策体系——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不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自主减排，还实现了碳资产的优化配置，引导了实体经济实现低碳转型。而我国目前仍以实施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工具为主，尤其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碳减排政策工具的设计与实施上与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如对于各方面资源的欠缺导致检测能力和检测范围有限，实现碳排放总量估算尚存在较大难度，尚未建立垂直统一的监管体系，监管部门的检测与制裁等管制成本较大等问题，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监管部门实施成本高、企业违规成本低”的现象。其不仅影响着我国碳减排政策的完善与推广，还会造成社会经济成本的增加。所以，碳减排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不能仅仅考虑减排的规模与数量，更要考虑社会经济成本的成本效率问题。因此，对于考虑成本效率的市场型碳减排政策工具与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对此，本文研究如下：1.通过环境的外部性、资源环境的产权、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污染控制等方面对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理论根源进行分析；对治理碳排放等环境问题的碳减排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市场型碳减排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与分类进行细致的研究。并针对目前我国碳减排政策工具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问题，对我国的低碳发展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并对低碳政策工具的选择、组织、搭配与构建中所存在的过溢、缺失与冲突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制定的低碳基础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现象，相关的配套政策制定尚不完善，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频度较低。这就需要优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重视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应该增加这两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2.分析了碳排放标准、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不同类型的碳减排政策工具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增加政府寻租兼监管成本等政策措施，能使环境得到持续的改善。作为企业改变发展模式，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实现产品的低碳化和个性化，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作为政府应该努力降低监管成本、惩罚成本等交易成本，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工具去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转变发展方式，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要注重政府及监管机构自身的监督和管理，改变单纯的以GDP的增长为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杜绝寻租行为，提高社会的总管制效率。3.构建我国碳排放因素的Laspeyres指数分解模型，对我国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因素分解，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碳排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构建PSO-PP评价模型对我国各区域的碳减排能力进行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碳减排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对我国省际的碳排放管制成本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都数省市都存在碳排放管制成本，这些省市以中西部地区居多，发展方式以能源依赖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为主，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较大，碳排放管制成本较高，集中体现了“政府管制成本高、企业违规成本低”的问题，说明我国各区域在碳排放管制中要注重管制成本效率对碳排放管制政策实施效率的影响。4.构建了管制最优规划模型，同时考虑减排成本、监督成本和惩罚成本，考察了在实施不同类型碳减排政策工具条件下监管者的最优成本效率监管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依照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前提下，监管者可以通过调控碳排放标准和监督概率变动所产生的边际成本使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优成本效率；而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在监督成本较低并满足特定条件情况下，可以使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优成本效率；通过比较分析，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较碳排放标准更具成本效率。另外还考察了最小实施成本下的碳税的最优定价情况，以及对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监管者对于碳税征收差别税的条件。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最后尝试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型碳减排政策工具的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碳减排政策工具的设计和制定提供可参考的视角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