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投顾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浪潮下兴起的金融科技,低投资门槛和低服务成本的特点使得缺乏投资经验的中小投资者得以享受专业的投资服务。但是智能投顾运行在巨大的算法“黑箱”中,面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智能投顾运营商与客户通过智能投顾服务协议建立起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电子合同形式呈现的服务协议中,客户并没有调整合同条款规制运营商不当行为的空间,因此仅凭智能投顾服务协议并不能对智能投顾运营商形成有效约束。智能投顾运营商与投资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运营商容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通过检视我国现行智能投顾运营商的行为规范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法律规范位阶低、缺乏具体的勤勉标准,也无法判断如何为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服务。而最佳执行义务的引入既为解决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新路径,也能够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因此从智能投顾运营商与投资者之间信赖关系的本质出发,从信赖关系的存在推导出最佳执行义务的来源。美国和欧盟的最佳执行义务规范虽然建立在多个竞争性交易市场的基础上,但其中对投资场所的选择、考虑执行速度和成本以及执行信息披露等合理因素值得我国借鉴在此基础上,我国智能投顾运营商最佳执行义务的确立首先应当明确最佳执行义务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当运营商未能履行最佳执行义务的规范内容时,便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全文主要分为以下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在我国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的体系下,根据智能投顾业务模式的不同对现行智能投顾相关行为规范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现行规范的不足,包括法律规范位阶较低不利于司法适用,金融基本法律缺乏具体的勤勉标准以及部门规章和自律规章未向投资者倾斜,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分析法律规范存在不足的成因,为下文引入最佳执行义务进行了现实铺垫。第二章意在论证引入最佳执行义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首先介绍了最佳执行义务的产生来源,包括信赖关系理论和招牌理论。其次指出最佳执行义务的现实价值论证引入的必要性。最佳执行义务能够为解决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新路径,能够有效缓和利益冲突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最后,通过介绍美国和欧盟的最佳执行义务规则,对我国最佳执行义务的建立提供有益借鉴,包括构建多层次的规范体系、完善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和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应当提高勤勉标准。第三章是对我国智能投顾运营商最佳执行义务的本土化构建进行展望。构建最佳执行义务的前提是将智能投顾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确认为信赖关系,明确最佳执行义务的来源。紧接着明确智能投顾运营商最佳执行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跟踪和评估执行算法以确保算法执行的有效性和披露直接和间接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如果运营商未能履行最佳执行义务,便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此来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