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20世纪40年代的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与视角，借助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译介学理论，从翻译文学角度看40年代中国文学审美的选择。论文试图将“外部”与“内部”研究相结合，通过对翻译文学的解读，从一个侧面展示40年代译者（知识分子）的复杂的精神状态与40年代立体的文学史景观。　　 当我们深入探究翻译文学时，一些被文学史简化、遮蔽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背离的“异质”因素开始显露出来，而这种“异质”因素往往更能揭示出文学某一个侧面的本质。　　 以40年代的翻译文学为立足点，来考察40年代译者（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及其文学审美选择。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了40年代翻译文学，并通过对翻译文学的解读，清晰展示了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作为挣扎媒介，获得建构身份意识的理论资源，并在具体的翻译诠释与文学创作中彰显革命身份与启蒙身份。其次，在“翻译文学”视阈下，考察作家身份认同的殊异所带来的审美“差异”为40年代中国文学审美选择产生的影响，及为40年代文学的发展、变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方面的考察对40年代文学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论文具体的论述采取历史描述与理论阐释结合、宏观考察与个案分析结合的方法，根据论文的内在逻辑展开论述：在40年代政治话语与权威话语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处于身份焦虑状态，在此背景下，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借助“他者”建构自我身份，而正是不同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了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立场与审美选择，进而影响整个40年代中国文学的面貌。全文除了绪论与结语外，共分4 章。绪论部分确立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论文第一章是关于40年代翻译文学的综合性描述。认为40年代的翻译文学主要存在两种价值取向：　　 救亡与启蒙。救亡取向的翻译文学成为时代主流，启蒙取向的翻译文学成为潜流；前者更多地意味着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而后者更多是个人审美选择的结果。翻译文学所蕴含的“文化隐喻”，成为本论文解读的重要因素。在对这种“文化隐喻”的解读下，第二章主要考察译者（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翻译文学进行救亡与启蒙身份认同，因为一个时期的翻译价值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译者主体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差异直接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第三章关于审美选择与创作主体关系的思考，是透视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点。　　 论文认为40年代的审美选择或曰审美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在文体与诗学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偏重于形式规范的建设，后者主要偏重于文化层面的审美建构。本章主要从身份认同与文体选择的关系入手，分析40年代文学形式化了审美特性。指出审美创新的深度意义在于昭示了创作主体的思想特色、精神指向与文化心态。第四章主要研究40年代文学诗学审美建构。　　 论文将以中国新诗派的译介与创作为中心，考察40年代文学的“知性”品格、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等审美特性，这种由翻译文学引发的文学异质性的孕育使40年代文学呈现出新的审美形态，更深的意义在于，中国新诗派对诗歌独立性的追求没有单纯着眼于文本层面，而是坚持将诗返回本体与创作主体精神紧密结合进行综合论述，这种艺术追求是和创作主体自身的启蒙身份认同决定的。　　 本论文致力的目标是：从翻译文学角度、采用“接受——研究”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考察4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多元文化主义眼光去发现、还原历史，展现40年代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