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代顺治至乾隆年间高邮文学与学术的互动关系,分析高邮学人的内部交游和外部联系,来把握此一时期高邮学术和文学的基本特征,剖析高邮学人在乾嘉学坛上崭露头角的背景和条件,从而揭示高邮学风发展演变的内因和外缘。　　 本文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对高邮地区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首先,简要介绍了高邮的地理、交通状况和文化传统；其次,对顺治至乾隆时期高邮地区发生的文学繁茂、实学兴起、古学复兴这三次学术演变进行了概述；再次,对高邮地区学术的内外交往、师承等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通过对王氏、孙氏、夏氏三个家族不同的学术路径之形成背景的探源,揭示家族性格等因素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二章考察顺治至乾隆之间高邮文学的演变与学术风气的关系,首先介绍了顺康之间在魏禧、王源与本地文人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崇尚致用的风气；其次介绍了康乾年间,夏之蓉“六经为本”的文学观点；最后对乾隆年间贾田祖从博学诗人转变为经学老儒的内因外缘进行了具体的考证与阐述。高邮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先后与经世之学、经学、考据学密切相关,文学与学术的互动,是高邮学术转变的重要背景和动力。第三章以《禹贡》研究为例,分析了高邮经学重视致用和文法的特征。首先介绍了高邮地区《尚书》研究的概况,阐述了高邮学人《禹贡》研究的特点,其次,以夏之芳《禹贡汇览》为例,揭示本地经学尤其是《禹贡》学中包含的经世致用情结,最后围绕孙乔年的《禹贡释诂》来阐释本地传统学风中文学与经学之间的关联。　　 本文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邮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因而比较容易受到重视经学和考据的外界学风的影响,促使本地学者走上了经学考据、不为凿空之论的道路:而文学观念中重视内心体悟的因素,经世之学中的实用要求,又有助于本地学风的不墨守前人成说,注重学术创见,以及崇尚经史子集的融合,为此后扬州学派通博的特点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