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传统金融理论难以解释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金融异象,更加贴近真实世界的行为金融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情绪会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情绪的改变使股价系统性地偏离其基本价值,并进一步地通过股权融资渠道、理性迎合渠道、管理者乐观主义中介渠道等传导机制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同时,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督者和资源提供者,是可以有效控制管理者的迎合投资行为并改善投资效率的。此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资本市场,在投资者构成类型上,散户的比重较高,散户在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上处于劣势,极易受到“小道信息”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便成为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天然实验室”。因此,本文将公司层面的投资者情绪与董事会治理机制层面的董事会资本置于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二者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上市公司理性投资,改善其投资效率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支持。在回顾了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的相关理论以及董事会资本与公司投资的相关理论后,本文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投资者情绪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体是通过什么渠道产生这种影响;第二,董事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是否会抑制投资者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第三,从整体上看,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究竟是恶化还是校正投资效率;第四,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董事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2009年至2015年的沪深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管理者理性、投资者非理性为前提假设,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投资者情绪指标,从资源依赖角度构建了董事会资本指标,使用朱迪星(2012)、Richardson(2006)的方法度量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投资效率,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到以下结论:(1)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可以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和理性迎合渠道共同促进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2)董事会资本可以抑制这种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而发生的迎合投资行为;(3)这种迎合投资者情绪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恶化过度投资,又可以校正投资不足,但整体上看,投资者情绪加剧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4)董事会资本可以有效抑制投资者情绪对非效率投资的加剧作用,投资者情绪的恶化作用和校正作用均会受到董事会资本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