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余年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我国却并不是一个制造强国,制造业企业缺乏创新是重要原因。制造业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增强自身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促进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进口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技术水平限制的可靠途径。但是进口中间品需要支付一系列固定成本、沉淀成本和运输成本等额外成本,理论研究认为可以克服这些额外成本,实现进口的都是高生产率的企业,即进口的“自我选择”,该结论已被众多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验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自我选择”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来验证,那么中国到底是否存在中间品进口的“自我选择”呢?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进口中间品“自我选择效应”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本文用滞后一期的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自变量,用企业是否进口中间品的虚拟变量作为因变量,通过对两者的回归发现整体上我国制造业企业中存在中间品进口的自我选择,即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品。其次,本文运用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中进口中间品“自我选择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在异质性企业中具有差异性: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明显的自我选择效应,而在非国企中自我选择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存在进口中间品的自我选择效应,中部地区自我选择效应并不明显;从是否从事出口活动来看,出口企业中自我选择效应较为显著,但在非出口的企业中进口中间品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不明显。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要进一步扩大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充分发挥高质量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质量效应和竞争效应,发挥“进口中学”的作用,提升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次,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破除要素在国有企业中的流动障碍,进而促使高质量的要素投入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也要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非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避免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升级受限于国外进口;最后,促进中间品进口的区域协调,扩大中部地区中间品进口规模,鼓励东部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