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企业不当的税收激进行为而导致的税收违法案件不断增加,引起了社会及政府的密切关注。激进的税收行为,不但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而且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损害国家利益,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进一步会扭曲社会资源配置,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企业如何调整自身的税收激进行为以避免突破违法的界限,已愈发成为企业不可忽视的风险问题。因此,全方位、多角度剖析企业避税的动机,以及深掘影响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因素已然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现有文献多集中在内部企业特征及市场外部环境等正式制度层面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动机进行研究,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来研究的文献较少。而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同信仰,具有“软约束”的作用,会从道德伦理层面上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而商帮在各自的长期经营实践中,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商帮文化,这些文化影响着企业的商业行为,仍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市场交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其中蕴含的“仁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企业商业道德准则的塑造,而企业对与避税行为的选择本质上就是一种商业道德问题。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商帮文化的亲社会倾向对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影响作用,并且基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较大的现状,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下商帮文化对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影响。为了探究所提出的假设,本文以2010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商帮文化对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结论:在我国现有的背景下,商帮文化确实会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并且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所在的商帮亲社会倾向越强越能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这支持了本文企业出于公民动机而履行社会责任的假设。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的异质性会影响企业对商帮文化的敏感性,在正式制度环境较为落后的地区,商帮文化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为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不足时发挥弥补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