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虽然在2017、2018两年经历了连续的下滑,但总体上,我国OFDI的体量仍然十分庞大,中国在跨国投资与区域合作的舞台上保持着十分活跃的姿态。在2013年9月,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加强了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联系与交往,随后于2015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使得中国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合作程度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亚洲国家直接投资问题也逐渐受到各界的重视和关注。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1430.4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位,而其中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比高达64.4%。基于这一发展现状,对亚洲国家投资便利化进行测算,并深入分析其如何影响中国在亚洲国家直接投资,十分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对选题的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了阐述,指出以亚洲国家为对象,进行投资便利化研究,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再根据相关文献,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投资便利化的内涵进行阐述,并结合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等跨国投资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进一步阐明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对于母国OFDI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本文着重对中国在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着规模体量庞大、区域和行业高度集中的特征。第三,本文结合投资便利化的内涵,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亚洲27个国家进行投资便利化指数和各项一级指标的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亚洲国家中,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大都分布于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其中新加坡在各项一级指标中均排名第一位;而西亚及南亚部分的地区,其投资便利化的水平较低,有很大的建设提升空间;且亚洲各国及各个地区之间,投资便利化水平及相应的一级指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则具有很高的投资便利化提升空间。第四,本文充分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滞性影响,将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以此来建立对外直接投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滞性问题,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GMM估计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对亚洲国家当期OFDI受到上一期OFDI的影响,表明中国对亚洲国家直接投资具有连续性和集聚效应的特征;2.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显著影响中国在亚洲国家的OFDI,呈正相关关系;3.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服务便利化程度对中国在亚洲国家OFDI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东道国的制度供给水平对中国在亚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5.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化对中国在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从不同的主体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措施,包括加强中国同亚洲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加强国内企业间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经验分享与交流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