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七章，第一、二两章讨论了兰陵萧氏家族的发迹、发展、鼎盛与覆没的过程，第三章概括了萧氏家族的文化特点，后面四章讨论萧氏成员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文章还有五个附录，对全文主体内容进行补充。南渡初的兰陵萧氏属于寒门、将门。宋武帝时期萧氏家族开始发迹，萧思话是这个家族发迹的关键人物。萧道成早年跟随萧思话转战，随着军功的不断积累，也由于刘宋末年政治的荒谬、重要将领的不断反叛，萧道成篡位成功。篡位后萧氏家族一跃成为皇族，其子弟成员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齐武帝永明年间，兰陵萧氏进身于文化家族的行列。在齐末皇室子弟的杀戮中，萧衍凭借襄阳武力成其篡夺之功。萧氏家族成员在梁初呈现出积极学习、刻苦自励的良好风貌，也形成了他们在文化上的整体优势。这种优势在梁代中期开始凸现出来，体现出萧氏家族在文化领域木秀于林的态势。侯景之乱是梁代后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是萧氏家族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它给萧氏家族以毁灭性的打击。短短五年内，萧氏成员在战乱和饥疫中大量死亡；江陵之变意味着萧氏家族实际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这个曾经枝繁叶茂的甲族的消歇。在兰陵萧氏作为世家大族的近一百一十年的发展历史中，浓缩了六朝大族鼎盛与衰亡的过程，萧氏的结局是所有六朝大族的共同命运，即它们必将随着六朝贵族制度的崩溃而一同走向覆没。不同的是，萧氏乃是作为皇族而被推向了时代的风尖浪口，他们走在历史运动的最前沿，所以其家族命运更具典型性。根据萧氏的人名及其它一些材料，我们推测萧氏在南渡前及南渡初信奉天师道，在刘宋中期信仰发生分化，佛教思想渐渐渗入成员的思想体系中；齐、梁两朝，萧氏成员开始普遍信奉佛教。萧氏成员对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也有着很多的吸收，这就造成了他们思想信仰的复杂性。不过，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定的生活环境，他们一直陷入权力争夺的旋涡中，这使他们的真心向佛基本没有真正落实，对萧衍而言，佛教就是治国的工具。萧氏寒门的历史、皇族的现实，造成萧氏族成员独特的文化心理，他们不仅要在社会地位上，而且要在文化成绩上与南渡甲族争胜。社会地位为他们领导文化主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自身在文学上的禀赋和成绩也使他们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萧氏成员关于文学理论的论述是相当丰富的，当时文论所探讨的一些热点论题，如诗文声律、词采、情性、文质、雅俗、文笔等，他们都发表了看法。他们想当文坛领袖，一改颓风，也想着实现作品的文质彬彬，但是他们作品留给后人的仍是“酷不入情”的特点，这不是他们不想抒情，也不是没情可抒，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恰当的抒情方式。由于实际生活与文学理想之间的差距较大，所以他们的创作与文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理论上他们追求作品的文质彬彬、情景交融，可实际创作却追求形式、酷不入情，理论上并不忘记儒家诗教和风骚传统，可创作中却十分漠视。其文学思想的根本缺失就在于他们在追求文学新的抒情方式的同时，丢弃了风、骚直面现实的传统。在赋的创作中，萧氏成员的代表性倾向是赋的诗化、骈化；骈文创作中，其代表性倾向是骈文的律化。同时还存在着他们赋和骈文题材的宫体化倾向。这些倾向不是萧氏成员的首创，但他们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创作潮流。萧氏成员还是文笔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关于文笔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深度。文笔是文体分类的产物，说“文笔之分是骈文时代的产物”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骈文在文笔的区分中存在着两属性；文笔的区分之所以匆匆消歇，是因为它不适合古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在萧氏成员的诗歌创作中，典型的是宫体诗创作。“宫体”的内涵和外延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它只是用来代指东宫文学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艳情文学，包括诗、赋、骈文中的艳情作品。梁代宫体诗形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作流派，萧氏成员就是这个流派的领袖，但他们不是宫体文学的首创。宫体文学的产生条件，不独梁代有，南齐也有，陈、隋、初唐都有，只是宫体的命名出现在梁代；宫体文学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是人文、历史、思想交融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于某个朝代或某几个作家。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主张对宫体诗进行多角度地评价，单纯文学角度的评价可能将很难深入；我们对宫体诗从艺术成就、创作倾向、创作时代等方面进行了评价。侯景之乱带来了萧氏成员文学创作的巨大转变。乱后他们创作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花心月影和秀闺深富，而是转向了战乱、苦难和描写愤慨的心灵，这也使他们的作品中冲突着百转千回的情感洪流，呈现出老成、苍凉的风貌和盛壮的文势。萧氏成员文学创作的转变实际上是梁代作家创作转变的风向标；而梁代作家不约而同的这种转变，意味着梁末文化转型的开始。这个文化转型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中国文学走向盛唐的先声。对于兰陵萧氏家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他们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给予了功过参半的评价。这个评价的基点是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的整体，而不是针对其中某一位家族成员。我们对萧绎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定都江陵和定都建康是萧绎当时面临的一个二难选择，萧绎速败并不是因为定都问题，而是由于他错误的外交战略，是由于侯景之乱后梁朝衰弱的国势，更根本的原因则是梁武帝后期的腐朽统治。附录三对萧绎焚书及其前后的梁代文化典籍的总体进行了考察，对《通鉴》所记载的“十四万卷”的数字来源进行了考辨，这对于解释梁代作家作品的留存情况、南北文化的融合乃至于走向盛唐，都可以提供文献学上的参考。文章的附录四、五分别是对萧氏成员著述的考察和世系的排列，以资补充正文的整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