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作为社会个体应享有平等、自由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从当时各国开展的各种“人权运动”中可见一斑。在私法领域,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人格权一直是各国立法者的关注焦点。人格权不仅是民事主体获得人格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的保障,也是民事主体享有和实现财产权等其他权利的前提。受人格权法定主义影响,各国对人格权的范围给予了宽窄不一的划定。这就导致各国对同一种人格利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立法认识,从而影响人格权内容的连结点配置。同时,随着网络媒体时代的来临,人格权与处于同一位阶的言论自由间的冲突,以及各国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惩罚性赔偿救济的立场不同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网络本身的虚拟化使得侵权主体、损害结果、侵权行为地等存在认定困难,给传统的侵权法律适用规范带来冲击和挑战。本文试图以跨境人格权内容及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为切入点,借鉴欧盟、美国在跨境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调处中的实践经验,从法律选择方法上寻找出口——关注人格权实体法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并结合网络发展的适度思考,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且科学合理的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的一般问题。各国人格权的概念界定及立法保护存在差异,这就导致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的立法模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跨境人格权侵权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制定统一的法律适用规范并无现实可能。于是,各国致力于制定专门的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并有将网络侵犯人格权单列成条的趋势。第二章跨境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的规范与方法。首先,在跨境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中,人格权内容法律适用规范的连结点呈现出多样化与弹性化的特点,并有融合之势。其次,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包含一般连结点与特殊连结点,对跨境人格权侵权行为地界定,应依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确定侵权行为地,同时兼顾侵权行为人的行为自由。最后,基于人格权的多维属性,跨境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应从法律选择方法上寻找出口,而政府利益分析法成为最优选择。第三章跨境人格权侵权的准据法。人格权作为基本人权,各国对其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对人格权在宪法层面予以规定,还在人格权的救济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这些立法规定构成对人格权保护的国内强制性规范。在跨境人格权侵权中讨论其应适用的准据法包括了与人格权有关的所有实体法规范,当然也应包括外国公法。正是由于人格权的公法属性,导致其与同属宪法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往往难以调和。各国对人格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不同,对惩罚性赔偿的认识及立法法定也各异。跨境人格权侵权所涉及的国内强制规范的冲突,本质上则是各国保护的利益侧重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因此,研究跨境人格权侵权的准据法,实则是关注人格权实体法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实现实体法政策上的适当平衡。第四章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网络场域的调适。网络媒体时代的来临,加剧了跨境人格权侵权,也引起了国家对人格权冲突立法的关注。首先,网络场域下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需要逐级追溯侵权行为、网络侵权行为、网络侵犯人格权的概念,并对网络侵犯人格权行为进行界定;其次,由于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与差异,学界在讨论传统侵权法律适用规范的存废上形成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修正主义三种立场。再次,网络本身的虚拟化使得侵权主体、损害结果、侵权行为地等存在认定困难,因此传统连结点能否继续适用存在疑问。欧洲法院在跨境人格权侵权中确定的“谢维尔”规则在网络场域存在适用困境,可以运用政府利益分析法对其进行革新;最后,网络的全球覆盖使得数据隐私权成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由于各国对个人信息纷纷立法予以保护,使得跨境隐私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也日益重要。第五章中国涉外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的完善建议。首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存在明显不足:其一,对人格权内容与人格权侵权分别制定法律适用规范,将网络媒体侵犯人格权从一般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中独立。这种在跨境人格权保护问题上分而治之的态度存在价值取向偏差,且人格权内容和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均采用单一连结点;其二,关于人格权侵权单一连结点的设置,不仅无法协调人格权和言论自由的冲突,还可能导致我国一方当事人面临承担发达国家高额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风险。其次,通过对各国跨境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方法以及司法实践的研究,提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完善的建议:一是增加第15条人格权内容的连结点设置;二是对第46条的“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作限缩解释;三是增加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平衡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四是对损害赔偿请求应适用法院地法,降低我国一方当事人承担高额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