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其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研究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总结概括了当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并尝试阐述了当前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及未来中国贫困治理所应采取的可操作性对策。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形成与演进。该章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文献为依据,通过文献的历史梳理全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苏联时期、中国革命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即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试图通过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等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进行阐释。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真正得以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现状和治理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第三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逻辑内涵。在第二章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章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邓小平、习近平的贫困思想进行逻辑阐释,归纳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四大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不仅包括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带来的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财富稀缺造成的精神贫困。贫困的产生往往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安排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又因不同社会而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引起。要解决贫困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进行体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章是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分析。该章分别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例,分析了上述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和检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恶化的历史表明,英国在资本和土地相对稀缺的年代,劳动人口却大大增加,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劳动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这是造成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规模相对失业人口存在导致社会贫困状况恶化理论的正确性。二战以后,美国等国家分配状况不公的趋势持续加重,工人分得的相对财富在增加,但工人的贫困化趋势却丝毫没有减少,以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制度改革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贫困的论断的科学性。第五章对当代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对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中国贫困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包括财税体制与分配机制、政府行政制度、扶贫模式创新在内的政府层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贫困治理作用受限、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存在两面性、社会观念落后等等影响贫困治理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不易克服、农村贫困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体现出不同特点的贫困群体自身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淘汰效应等其他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有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有制度跟进不及时的原因,也有能力知识欠缺和资本剥夺层面等多方面原因。第六章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对策思考。本文认为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在于以下五点。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深化财政体制和再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初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第二,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助推生产力持续发展,在增加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投资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城市整体就业人员素质。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标构建贫困治理路径,其中要让“强政府”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协同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四,以多样性政策供给丰富贫困治理手段,引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模式,建立开发式扶贫系统。第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整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的治理结构、重构扶贫的实施策略、定位扶贫的目标指向、推动扶贫体系的动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