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安全既关乎全球饥饿问题和粮食贸易平衡,又关乎国内社会稳定。自1994年Brown发表“Who Will Feed China?”以来,国际社会始终担忧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不断退化的资源会威胁全球粮食安全。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则在《Will Africa Feed China?》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人口和粮食需求增加可能造成的世界性危机的普遍担忧。为确保我国粮食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中央政府颁布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主产区、“粮袋子”省长负责制等多项法规或政策。但国内外多数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分析,缺乏从农户行为视角探讨中国粮食安全的微观实现机制。前期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尽管能够有效促进农地的流转,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具有“非粮化”种植的行为倾向。由此,因要素流动诱发的种植结构调整尤其是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然而,随着要素市场的不断发育,上述情形并未成为常态。事实表明2003～2015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并未下降,而是从65.22%升至68.13%,粮食产量则从2003年的43069.53万吨增加为2015年的62143.92万吨,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十二连增”。即使在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但当年粮食总产量依然达到61625.05万吨,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中国粮食的种植主体是自主经营的小规模农户。尽管大规模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导致了对“谁来种粮”的担忧,但小农所特有的行为机理及其所诱致的农业种植的“趋粮化”,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农业经营性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与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双双下降的背景下,农民的种粮行为为何重新且持续地变得活跃起来?支持中国粮食长期连续增长的微观机制与内在逻辑何在?本研究关注农业要素市场发育情景下农户的种植行为及其种粮逻辑。通过构建“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种植行为”的分析线索,重点讨论:（1）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户受到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刚性约束所决定的种植行为选择;（2）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的背景下,农户通过农地租赁扩大经营规模所决定的种植行为选择;（3）在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发育的背景下,农户的劳动替代所决定的种植行为选择。基于全国8省1256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和理论分析表明:（1）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会激励农户种植粮食作物。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的增加,农业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为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和务农成本的最小化,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易于进行机械替代劳动的农作物品种——粮食作物,进而融入外包服务市场。（2）租入农地的农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且农地转入率越高,转入户越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随着农业生产中劳动成本的增加,农地转入户将面临如何平衡劳动成本最小化和经营利润最大化。考虑到粮食作物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更高,农地转入户可以通过参与外包服务市场,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转入农地的农户或农地转入率更高的农户均增加了在粮食生产中的机械雇佣量。（3）农业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会促进粮食作物的连片种植,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随着外包服务市场的拓展,农户将选择卷入农业社会化分工,从而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进入非农就业市场。尤其考虑到,粮食作物的生产更易于卷入农业分工,由此促进了农户种植行为的“趋粮化”。（4）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农地流转和农业外包服务的发育,共同促成了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发生。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提高了务农机会成本,如果没有农业外包服务的出现,弃耕现象将普遍发生;农地租赁提高了农业中的劳动需求,如果没有农业外包服务的发展,农地租赁不会达到现有的普遍性。这表明,农户种植行为的选择是农业要素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农户应对市场环境做出的理性决策。本研究表明,中国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家庭经营格局并不构成粮食安全的阻碍,相反,却内含着重要的组织优势与可动员潜力。为此,政策选择的重点是,第一,将农业家庭经营卷入分工,需要鼓励农户的专业化种植;第二,改善农业生产布局的组织化,支持区域性的农户参与的横向分工以及连片种植的同向专业化;第三,构建区域性、多种类、多中心的具有适度交易半径的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第四,优先投资农业机械以加快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培育农业生产环节的各类外包服务商。上述建议有助于将小农卷入分工经济,并将小农生产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同时,也有助于在微观层面巩固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