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我国未成年人的恶性违法犯罪行为频频见诸报端,如2018年12月发生在湖南沅江的12岁男童弑母案中涉案男童却因“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震惊與论。除却案件本身的讨论,这类案件引发各界持续关注的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处遇制度缺失带来的对涉案未成年人应急处置不及时、管教措施不充分等问题。经验表明,不仅要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更要重视和提前干预犯罪之前的不良行为。构建完善的罪错未成年人处遇制度是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合理的方式。因此,借鉴域外经验,构建提早发现、及时干预、教育矫治司法化的专门适用于罪错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实属必要。本文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为契机,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厘清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基本问题,对比、鉴别日本的保护处分制度,试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应对制度。文章共约四万字,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三起罪错未成年人案例引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无适当处遇措施、处遇措施成人化、单一化、处遇体系混乱、分散等等的现实困境和理论混乱,并从多维度阐述了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处遇面临的保护理念未落实、法律依据不充分、配套设施不完善、专业人员不充足、权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概念和我国的基本现状。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罪错未成年人处遇价值取向。由于未成年人有特殊的身心状况,犯罪原因与成年人不同,所以一定要对未成年人采取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归根结底,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这种分歧,根源在于对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规律缺乏深入认识,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体系必须要依靠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第四部分主要从主体适用,机构设置、处分程序、处遇方式等方面对日本非行少年保护处分制度予以概述,总结可供我国借鉴之处。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构建,包括适用主体分级、适用范围分级、处遇措施分级。本部分首先指出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构建理念是注重保护、强调恢复、积极预防,以明确“以教代罚”的“去刑化”的开放式处遇制度的法律地位;其次,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将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主体分级,根据违法轻重、犯罪年龄由触法、虞犯、犯罪少年的概念予以明确区分并将与之对应的处遇措施划分为福利类、教育矫治类、刑事类措施以对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