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位论文围绕在近代上海的通州(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五县(以下简称“五县”)移民及其同乡会组织进行考察。首先从五县的经济结构、社会民情、文化特点等切入,继而结合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通商开埠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政治、社会的变动,在“推力—拉力”的框架下解释五县民众迁居上海的背景与从业特点。在上海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来自长江口的五县移民在相似的地理、文化等条件下形成同乡认同。他们在离开故土后,在上海扎根打拼,虽然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家乡的纽带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各县来沪人数的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乡会组织成立并逐渐发展壮大,联商情而敦梓谊,具有鲜明的地缘、业缘特点。此后,随着五县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多,声势更壮,再加之政府在同乡、行业组织方面陆续制定章程,同乡会发展也有了制度规范。从“通如崇海启会馆”到“通如崇海启同乡会”,位处长江口的五县人在上海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同乡、行业的互助性、公益性等方面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在沪的一大移民群体或同乡组织,以往对此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大量档案文献的梳理,从五县来沪移民群体的形成、同乡组织的建立、开展的相关活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试图将“通如崇海启”五县在近代上海的活动情况,作为移民群体、同乡组织等探讨的一个样本,揭示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上海,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职业分布、同乡组织内部,均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我们需要深入考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不同时期的同乡组织在功能方面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同乡会馆,其功能继续保持,包括为移民介绍职业、办理丧葬、迁运棺材等;另一方面,又赋予了新的功能,包括兴办更多的慈善事业,遇到家乡受灾受难之时,施以援手,并利用上海大都会的优势以及同乡日渐集聚的能量,做好沟通移民与当地政府间的关系,在服务地方社会、稳定地方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