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规模流入我国,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前人长期的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只有当东道国跨过了某道“门槛”时,FDI才会为推动该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文章对国内外有关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FDI来源国,FDI流向地域以及FDI流向的行业三个层面作为切入口并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进行研究。文章将FDI的来源国划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港澳台地区,东盟、日韩地区,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曼群岛、毛里求斯、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别从全国总体,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南、北部地区三个层面研究地域差异对FDI技术溢出水平的影响。将我国工业部门进行处理整合为34个部门研究行业属性对于FDI技术溢出水平的影响。文章利用了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对不同来源国和不同流向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测,并测定了其相应的“门槛”水平。通过回归分析,不同来源国的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地域差异和行业属性也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FDI在我国存在着地域“门槛”和行业发展“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