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正面、真实的国家形象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媒介建构的。全球传播时代已经到来,人类传播在地域上不断拓展、在方式上不断改进、在技术上不断变革,这一切都影响着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密集报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形象更容易被建构。而媒体报道的框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效果,从而影响到一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认识。《泰晤士报》一直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在国际舆论领域拥有较大影响力,考察其涉华报道是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泰晤士报》为研究对象,对其在非典（2002年11月16日-2003年7月5日）和新冠肺炎（2020年12月30日-2021年6月19日）期间的涉华报道进行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框架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分析了《泰晤士报》在两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变”与“不变”,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发现,非典期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数量远少于新冠肺炎时期,且报道篇幅更短,涵盖信息不够丰富。在高层次框架方面,《泰晤士报》在非典时期的涉华报道更多采用通报框架、冲突框架和经济框架,而在新冠时期更多采用经济框架、冲突框架和大国关系框架。在中层次框架方面,《泰晤士报》在两时期的涉华报道采用政府机构及官员的消息来源和英方消息来源的比重最高,但新冠时期来自专家学者和社会团体组织和中方的消息来源所占比重明显提升;就态度倾向而言,非典时期负面报道占主导,中立报道次之,正面报道所占比重极小,而新冠时期中立报道占主导,负面报道次之,正面报道比重明显提升。在低层次框架方面,从高频关键词上看,《泰晤士报》在非典时期的涉华报道更关注疫情动态更新,而在新冠时期更加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从新闻标题上看,非典时期《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更多从国人生活习惯和国内政治环境切入,而新冠时期更多关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治体制。总体而言,非典时期《泰晤士报》笔下的中国未能很好地应对疫情,新冠时期《泰晤士报》笔下的中国是能够快速从疫情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经济实力雄厚、不可让西方轻视的。两个时期《泰晤士报》视域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差异来源于媒体格局的变化、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多种原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想要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首先要做到信息发布及时、公开透明,抢占构建国家形象的第一阵地;其次要使用多元话语策略,以专业化表述反击西方反华舆论;再次要利用好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吸纳网民参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中国话语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