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消费处在粮食供应链末端,面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转型,粮食消费量的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容易加剧粮食供给的压力,给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对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和消费量的预测等研究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握国家政策和宏观战略调整方向,与时俱进。“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内发展环境将面临新变化,政策体系也将出现相应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我国居民的生活生平和膳食结构将处于新的需求阶段。第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我国人口增长率将出现扭转式上升。第三,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重视城镇化发展实质,我国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将出现新一轮调整。这些变化和调整可能直接影响粮食消费,进而给粮食安全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鉴于此,本文探究“三个变化和调整”背后我国因居民收入提高、人口绝对增长、人口城乡转移三方面因素带来的粮食消费需求增量,及这种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以我国粮食消费刚性需求为引导,以期成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耕地资源配置,合理控制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重要依据。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居民粮食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证实城乡居民收入、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居民粮食消费的影响程度显著。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类比日韩经济相似性时期分析和ARIMA模型分析三种方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模拟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三种可能情景,分析预测我国居民收入对粮食消费的影响程度。采用文献阅读法,参考“单独二孩”政策下目标人群再生育申请比例,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我国粮食消费量的影响程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系数法对其指标赋予权重,依据2008-2014年农民工市民化综合指数和加权城镇化率的变动趋势,预测2020年城乡转移人口对我国粮食消费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基于三种新政策背景,2020年我国粮食消费增量为3449—6280万吨,其中因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粮食消费增量为2347—4763万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影响下的人口增量拉动的粮食消费增量为413—829万吨,户籍制度改革影响下城乡人口转移拉动的粮食消费增量约为689万吨。三方面因素带来的粮食消费增量在低情景下需要640万公顷的土地,在高情景下需要1166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2014年粮食实际播种面积的5.7%-10.3%。若此部分增量全部依靠进口,我国粮食自给率将在80%上下徘徊,处在粮食安全的危险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