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十年是美国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两场（反恐）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大战略，并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景观。有关这十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绕不开以下历史命题：一个实力相对衰退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变革的国际秩序中共处？被新保守主义支配的第一任小布什政府曾把对付中国等潜在大国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随着反恐任务淡出，崛起的大国（中国）再次凸显于华盛顿的雷达屏幕之上。小布什第二任和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反思美国专注于反恐期间的“策略失误”，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没有有效应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挑战。宣布结束反恐作战之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全面向亚太转移，“崛起的中国”被列入美国战略光谱的核心位置。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毕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也不同于21世纪初的“反恐时期”。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主流战略界逐渐以理性、积极的心态接纳中国崛起。仔细研究后发现，不管指导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以何种思潮为主，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小布什的“两面下注”和奥巴马的“综合平衡”都可视为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这其中既包含若干超越前人的积极思路，也未能跳脱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处理方式是把对华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所构成的框架内，用更多的大国责任和国际规范制约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5-10年对华政策的主要趋势将同时注重软、硬两手，在包括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主导区域经济议程、重拾价值观外交和开展软实力较量等五个方面和中国展开竞争。后“9/11”时代，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防开支大幅收缩的同时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外安全战略依然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权为目标。美中这对世界大国的关系令人瞩目。本文认为，西方阐释大国崛起的权力转移理论固然打开了新的冲突窗口，但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动态的相互建构过程实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体系内的共赢。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缺乏创新思维，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机制。作为一组特殊的、少有历史参照物的新型大国关系，现今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领域与合作领域都广泛而突出，结构性合作与结构性竞争并存（“复合相互依赖”和“确保相互摧毁”都是国际关系学者用来描述这一特殊关系的词汇），两国均拥有稳定和拓展双边关系的意愿，却未能建立一个包容两国利益并整合竞合关系的总体战略架构。这个架构的基本元素是战略互信、双边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三项基本元素兼具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形成稳定成熟的良性互动，就是高建制化的、理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本文将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有机结合，把“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两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并结合这十年间区域和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互动结构，从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归纳后“9/11”时代的中美新型竞合关系，指出两国关系业已突破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冲突”象限，目前正处于“共存”阶段，可以往“共赢”的方向努力。文章提出改善21世纪中美关系的建议：增强战略互信基轴的稳固性；对双方竞合交织的利益区间进行再定义；充实双边协调机制的内涵和弹性；共塑能容纳中美新型竞合关系的国际秩序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遵循外交政策理论的跨层次分析构架，通过搭建几组相互观照的理论视角，在透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同时，回答了后“9/11”时代美国对华战略在其对外大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并以具体案例说明两国竞合并存的21世纪大国关系有何表现、特征和趋势，点出中美关系与“9/11”后国际体系变迁存在相互建构的内在联系。在国际秩序正面临渐进式转型的今天，在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今天，准确掌握美国外交思路和对华政策趋势，有助于我们制订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误判，为中国崛起继续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