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受到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关乎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组织形态,家族企业研究是既具深刻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然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的经济转型时期,作为私营经济主体的家族式企业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制度环境之中。即便如此,家族企业却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明社会资本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的替代或补充作用成为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解释视角。以往研究大多重点关注社会资本能够给企业带来何种资源或效益,而社会资本本身的层次属性和演变规律、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更为深层的关系、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需求的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的局限性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也正处于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因而从动态视角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制度、社会资本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在分析制度环境的前提下,本文重点对家族企业的经营者,也即商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从一个更长时期的历史的、动态的视角对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考察。以往研究大多从短时期、静态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与企业的关系,也往往将制度环境仅作为简单的控制变量。本文将眼光溯及到家族企业较为近代的渊源,也即家族商号、商帮发达的明清时期,这有助于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商人、企业乃至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也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企业家对社会资本依赖的历史和文化路径依赖,进而为现代企业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启示。(2)本文对社会资本的层次、属性和形态进行了明确界定,进而在这种界定基础上应用于商人和企业研究。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属性一直有争议,并且社会资本的研究维度在不同学科间也有较大差距,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本的层次、分类和属性存在混淆。据其结构,本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体和集体层面。在此基础上,社会资本的物品属性也得以厘清,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个人物品属性,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据其范围和信任基础,社会资本则分为基于特殊信任和基于普遍信任的社会资本。根据研究需求,社会资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分。在对社会资本的层次和形态进行区分后,有助于将其更为细致和深入地应用到商人群体或个体研究。(3)在前述创新点基础上,本文对明清家族商人、现代家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首先进行了系统性地分析,再根据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分别选取明清时期商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现代商人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了重点探讨。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越是不完善,基于特殊信任的社会资本发挥的替代作用越明显；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基于特殊信任的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降低,基于普遍信任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则相对提高。这无论在较短的时期,还是更长的历史时段都有所体现。这一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运用到明清家族商人研究后发现,在缺乏保护商人的正式制度的背景下,作为明清商人成“帮”重要标志的会馆,在商人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成为商人集体行动的重要载体,克服了“搭便车”现象,促成了商人保护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从而起到了保护商人产权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当时正式制度的缺乏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但这种社会资本往往是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之上的,具有一定垄断性和封闭性。现代商人参与更为开放的社会团体,则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二是将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应用到现代商人,并进一步细分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权力型和市场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相对差的情况下,商人在整体上更依赖社会资本,且对政治关系等权力性社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但这种依赖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减弱,而市场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则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不断增强。这对早期社会资本较为笼统的分析是一种有益的改进。本文的研究发现在理论上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家族企业应适时调整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政府应创造更为公平和完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则是本文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