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社会分异与排斥加剧。处于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由于资本与能力的欠缺,往往难以嵌入主流消费空间开展经商或是消费活动。在此背景之下,以马路市场,露天街市为代表的非正规市场空间逐渐成为了底层流动人口谋生,消费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非正规市场空间的生成与变迁一方面彰显了底层流动人口僭越多重结构限制,积极塑造城市空间的能动实践,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底层流动人口生存空间建构策略的权宜性,体现了该群体权益谋求的狭隘与制约。伴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弱化了将中国城乡移民纯粹描写为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利用,并为城乡户口,劳动与住房市场所制约的被动受害者的结构主义观点,转而关注流动人口如何积极地采取策略,调动资源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在异地的生存境遇。然而,既有研究过于强调流动人口能动性与制度,政策等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对立性,而忽略了二者互为依附,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本文尝试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引入研究之中,以南京市安德门市场为案例,通过观察、访谈商户与农民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行为,从“结构-能动”的二元辩证视角出发剖析非正规市场空间的生成与变迁,以此揭示流动人口消费空间背后所蕴含的“人-地”关系及其内在逻辑。笔者结合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对时空的理解,在Bork-Huffer所提出的行动者能动性与空间交互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将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为能动性与结构沟通的中介与桥梁,借助“权利几何”的再生产,空间的再生产以及能动性的再生产三个维度剖析流动人口的空间实践,并最终导向能动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也就是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首先,市场空间的“权利几何”是由流动人口群体,政府部门以及当地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空间权力架构,面对其余各方的权利压迫或是利益谋划,流动人口通过能动的空间实践给予回应,从而达到谋取空间权利的目的。其次,在空间的再生产这一环节中,外来商户与农民工双方借助安德门市场搭建了互为依附的消费供需关系,进而导致了市场性质的变化。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借助市场维系或者拓展了业缘,乡缘以及亲缘,造就了市场多元的社会文化内涵。最后,能动性的再生产揭示了安德门市场不仅贴合了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风格,同时也为外来商户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便利。然而,再造后的市场空间也对流动人口的生活实践产生了制约。通过上述三个环节的分析,本文认为结构二重性构成了流动人口与市场空间互相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城市发展结构力量的二重性与作为结构的市场空间的二重性两个方面。本文正文共约46000字,图表30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