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断释放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2004年,我国“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现象,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快速上涨,这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论结论相悖。近十年,蔡昉(2005,2012,2013,2015,2016)连续撰文,指出我国早已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也在逐步消失。虽然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学术意见,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情况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L”型而不是“U”型或“V”型的论断,让政界、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关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以及近些年中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社会的担忧,使得人口问题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事实上,我国人口红利实现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人口流动,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也是奈特(2011)等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农业转移人口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市民化过程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消化房地产库存、创造税收有重要作用,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增长趋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流动人口属性与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征。而广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流动人口主要目的地,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以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选题有意义。本文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广东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卫计委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广东省流动人口现状和典型化特征、流动人口和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表现;利用序次逻辑回归模型、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效果,并对广东省全样本流动人口、省际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90”后流动人口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和解释分析。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相关文献综述重点围绕人口红利、流动人口经济效应、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三个方面展开,包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包括对流动人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人口迁移与融入理论进行阐述分析。第三章是广东省流动人口现状与典型化特征。利用广东省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广东省流动人口现状与典型化特征,通过对流动人口规模、性别比、城乡户籍和民族情况的分析,以及省际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市内流动人口、广东省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出外省人口规模的数量关系分析,发现广东省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使得广东省常住人口规模突破1亿人,全国数量第一。但是广东省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山区的区域经济差距,导致近90%的流动人口集中在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计算广东省各地市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与流动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与户籍人口变动指标的相关关系,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流动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快的地级市拥有更多的省内其他地区户籍迁入人口和更少的本省迁出人口。研究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典型化特征,分析性别比、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等有关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情况,发现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呈明显的倒V型,20-24岁年龄段的人口最多,流动人口抚养比仅为9.71%,男性是广东省流动人口的主力人群,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预计因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提升广东省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总量,为广东省带来更多的人口红利。分析来自全国不同省市区流动人口的数量与性别比情况,发现广东省外来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主要集中在湖南、广西、四川和湖北等省份,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少,且男性流动人口数量远大于女性,而来自东北三省的女性流动人口数量却相对较多。第四章至第六章是广东省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实证研究部分,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性别、民族、婚姻、户口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个体差异视角,研究广东省全样本流动人口、省际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90”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情况。发现各分类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各异,如非农流动人口群体的平均城市居留意愿最强烈,“大专及以上”高学历流动人口、偏大龄和在婚流动人口群体具有较强的平均城市居留意愿,“90后”流动人口平均城市居留意愿较弱等。在某些分类条件下,省际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出现较大的差异,即使考虑到省内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明显强于省际流动人口,如教育程度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影响较平缓,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并非是具有最强城市居留意愿的群体,但省际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具有明显强的城市居留意愿;而“90”后流动人口受独特的代际特征影响,在城市居留意愿上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如倾向于“没想好”这一模糊选项,无论哪一种分类条件,“90”后流动群体的“没想好”选择比例都在50%左右,性别、民族、户口性质、教育程度对“90后”流动人口影响微弱。在定性研究人口学、经济、社会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调查问卷的各个问题进行梳理,通过对数据提取、类别归并与指标量化处理,计算新指标等方式,创新性的确定了刻画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解释变量,针对不同研究问题,不同数据样本,根据计量理论要求,分别选择序次逻辑回归模型、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学变量、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对广东省流动人口群体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如在就业流动人口群体中,收入、生活保障能力都是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有相对较高社会地位的“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城市居留意愿,比“农业及产业工人”的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提高了40%以上,雇主和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会显著提高其城市居留意愿。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实证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对于省际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非常重要影响的婚姻、医疗保险等变量,对于省内流动人口却没有显著的作用效果,在影响选择“打算”对“不打算”发生比和影响选择“没想好”对“不打算”发生方面,还存在许多显著不同的因素和效果;再如,尽管户口性质和医疗保险变量不显著影响“90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是收入支出比、职业身份、就业身份等经济社会因素仍能显著影响“90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若将已婚、大学学历、雇主身份看作是“90后”流动人口中的幸福群体、人生赢家群体和“高大上”群体的话,那么该部分“90后”具有非常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这为我国服务管理好流动人口,促进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城市,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动制度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最后是第七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归纳本文研究获得重要结论基础上,结合国家相关法规政策要求和广东省实际情况,提出广东省服务管理好流动人口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