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浪潮无论对于整个经济体还是对于某一具体企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经济史上已经经历了六次大的并购浪潮,每次并购浪潮都会引起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近年来新兴市场的并购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热情在不断高涨,这种背景下对我国企业在并购后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并购后公司绩效是否得到了提升,并购是否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美国作为成熟资本市场的代表,中美上市公司并购的绩效差异及原因是什么?以及基于协同效应的相关性并购绩效是否优于多元化并购?这些问题都是并购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课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企业采取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并购战略、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鼓励或者限制并购相关的行为。本文阐述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特点,采用经营业绩法对比研究了2002-2006年之间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以及1997-2007年之间中国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并购和相关性并购的绩效,并以长期事件研究法为辅助研究方法,对经营业绩法进行了佐证。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并购后绩效改善不明显,而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后绩效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在并购后的第三年整体绩效有回落的趋势,说明我国并购绩效的改善是短期的,不具有可持续性。上市公司在并购发生后资产负债率均呈现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不同的是我国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远低于行业水平,而美国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行业水平。中国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似乎“不差钱”。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存在的“二元化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购发生初期国有企业绩效优于民营企业,而在并购第三年国有企业并购绩效下降,且低于民营企业,这表明政府的介入使国有企业并购绩效在短期内有明显提高,但在长期内呈现下降趋势,政府为了政绩对企业进行重组以及对重组的干预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表现有很大影响。本文还比较分析了多元化并购和相关性并购绩效,发现这两种类型在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均有所提高,但在第三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业绩在长期内没有得到持续的改善。但总体上在短期内相关性并购绩效明显好于多元化并购绩效,长期看多元化并购绩效有超过相关性并购的迹象。本文从协同效应和代理理论等传统理论、中国特色并购动机、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结构和融资渠道等五个方面对上述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传统理论可以对上述研究结果提供一定的解释：协同效应使并购参与方绩效上升,而代理理论和对目标公司过度支付使绩效下降。中国特色的并购动机中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提高协同效应的发挥,及长期并购绩效的改善；掏空或支持动机与发行股票和配股资格相联系,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缺少相应的制约机制,以掏空上市公司为其主要目的,只能在短期内损害或改善上市公司的绩效；机会主义的并购动机主要是指通过收购壳资源获得上市资格实现自身的融资需求,实现上市后利用内幕交易等获取暴利,这种动机下的并购没有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难以对并购绩效起到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结构：国有企业以绝对大的比例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最大的主体,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对其经济行为直接实施干预或直接向上市公司输入利益,但这种干预的影响是短期的；通过多元化并购淘汰落后产能,向新兴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转型,有助于在长期内发挥协同效应,获得并购绩效的长期改善;中国并购的融资渠道有限,2008年之前我国对并购贷款有所限制,同时有政府的后盾支持,国企“不差钱”也是中国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相对低于美国的原因。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购应着眼于上市公司长远的盈利能力,减少政府干预,放宽对融资渠道的限制和建立上市公司有效的内控机制和监督机制,用以约束管理层的代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