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是幸福感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心理学实证领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争论,即追求积极情绪或追求快乐是否能够带来幸福。本文以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为被试,探究中国文化背景下追求积极情绪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关系的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被试群体提供获得幸福的参考建议。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借鉴Mauss(2013)的研究范式,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问卷研究中,对557名被试同时施测追求积极情绪问卷、快乐趋向行为问卷、自我构念问卷以及综合幸福感问卷,主要检验追求积极情绪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以及快乐趋向行为的中介作用。实验研究中,采用2(独立我启动组、依存我启动组)×2(追求快乐组、控制组)×2(实现型积极情绪、享乐型积极情绪)的三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共128名被试,检验不同自我构念启动条件下,追求哪种类型的积极情绪更有益于提高幸福感。问卷法采用process程序对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拟合,实验法采用方差分析来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问卷法结果显示:(1)追求积极情绪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自我构念在追求积极情绪与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依存型自我构念者追求积极情绪的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而这种正向预测作用在独立型自我构念者身上并不存在。(3)快乐趋向行为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追求积极情绪、快乐趋向行为、自我构念类型以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拟合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实验法结果显示:(1)追求积极情绪对幸福感的主效应显著,追求快乐组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控制组。(2)自我构念的启动类型与积极情绪类型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者在实现型积极情绪条件下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享乐型,而依存型自我构念启动者在不同积极情绪类型下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依存型自我构念者应当有意识地追求、体验和创造积极情绪,并且追求和创造积极情绪时需兼顾高愉悦度高意义度的实现型积极情绪,以及高愉悦度低意义度的享乐型积极情绪。(2)独立型自我构念者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节追求积极情绪的动机水平,避免过高动机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另外创造积极情绪时需以实现型积极情绪为主,避免享乐型积极情绪带来的享乐适应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