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途。权利问题作为法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不仅关系人民的切身权益,而且关乎法治的成败。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是解答权利问题的科学理论和钥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是建构法治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和促进人民权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遵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研究承载这样的使命:既要梳理权利学说的思想资源与前沿理论,又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引,从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视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中国问题”与世俗基础,从而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马克思权利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研究的思想源点。马克思著写的经典文本是马克思权利理论的原始载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研究应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其撰写的历史时代,追根溯源,探寻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的本原。马克思权利理论不是凭空的臆想,而是对已有权利学说的批判性超越。自然法与实证法权利学说是西方问答权利的主要流派,也是马克思权利理论的思想渊源。自然法权利学说源远流长,在西方,古希腊人早已开始从理性、正义、自然法的向度问答权利。在以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古希腊学者看来,宇宙万物都有个规则或秩序,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应有一个原初性的整合秩序,即“自然法”或“理性”。古罗马人在对商品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权利的概括与抽象中形成了一套理性化的权利观念系统。古罗马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具体权利,以抽象的方式概括权利观念,使权利从古希腊时期作为道德的一部分,具体化为法律上的规范内容。经过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理性自然法权利学说走向它的全盛时代,成为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先导。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都曾问答理性自然法权利。自然法权利学说片面强调天赋人权观和自由主义,疏忽社会责任、义务和秩序,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19世纪下半叶起,经验哲学与实证主义渗入政治、法律、伦理等学科,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更注重实在法律秩序建构的实证法权利学说悄然兴起。实证法权利学说以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经验哲学为基础,主张经验的事实研究与分析,反对自然法权利学说那种超验的假设与思辨。从实证法权利学说的视界来看,只有实在法这—存在,而根本就没有自然法这东西;法的规定只能山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立法、判例或习惯等标准确认,法律定义中不可渗入任何的道德价值因素;法律与道义是两码事,“恶法亦法”;对权利的阐释只能根据实在的法律规范而不能依据抽象的道德、理性或正义理念。实证法权利学说片面强调权利法定,喧嚣“恶法亦法”、“去价值化”,给人类历史和社会风俗带来了消极影响。马克思权利理论在回答时代问题中形成,并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扬弃了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支撑的自然法与实证法权利学说,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权利理论。马克思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劳动创造历史和价值的劳动人民权利观,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生产力普遍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彻底实现“人的权利”,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公正、平等和自由的劳动权利关系。人的解放与“人的权利”实现是同一历史进程。为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解放而奋斗,是马克思一生的旨趣和追求。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典型,通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造成“人的权利”分裂、二重化等局限性的批判分析,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不平等、不自由的异化社会现象和权利关系进行批判揭示;提出通过人的解放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实现“公民权”与“人权”的有机统一,实现实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应有权利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推进着人民权利事业发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中国化,带领和依靠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着人民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强调权利的经济性、政治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认为权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集体性与个体性、应有性与实有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权利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随同人类历史而产生、嬗变,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会有不同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以正当利益为内核的历史现象。权利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形式,又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