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走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增长的路径。因此,虽然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但这种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即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瓶颈制约问题。　　如何应对资源与环境的制约问题,不仅引起了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的重视,而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密切关注,产生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于宏观层面的,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的研究较多,而企业层面如何应对资源与环境制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较少;研究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撑、分析角度不全面以及应对途径不能够统筹兼顾等。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首次运用企业生态理论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具有多维度、全方位、整体性思维优势的研究思路,为分析解决该问题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为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组合性应对途径做出理论方面的准备。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企业生态理论的视角,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移植与隐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企业的生命特征、生态位及其构成、企业种群、种群生态容量、企业生态系统的组成及作用规律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企业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企业种群间盲目无序的恶性竞争,企业生态位的严重重叠,导致了企业种群对资源和环境的无限占用和有限利用,使其对资源的吞噬和环境的污染,远远超出了该区域生态容量的承载能力。因而,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生态容量的限制。　　为了扩大企业的生态容量,本文从对企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分析入手,运用生态系统的多种作用规律,对生态容量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分析表明,我国企业生态容量主要存在自然资源限制因子、生态资源限制因子,以及能源限制因子等三方面的限制。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补偿机制、协同进化规律,以及人工生态系统中存在的技术创新对于生态容量的扩大作用和生态环境对于组织形式进行选择的特性,本文提出企业的应对途径,即生态容量的扩大,需要从企业种群内部,企业种群之间以及企业生态环境三个层面进行构建,并创造性的将这三个层面与生态化技术创新、工业共生以及制度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三部分的研究内容:　　(一)运用Logistic种群增长模型,对生态容量的限制作用进行了数理分析。然后,结合企业生态理论中技术创新可以扩大生态容量的观点,引入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概念,提出了扩大生态容量的两种途径:1.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来扩大生态容量的相对值;2.通过开发替代性资源,来扩大生态容量的绝对值。同时通过建立相应的生态学模型,对以上两种途径进行了定量化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种群内部层面,需要发展生态化技术创新来扩大企业的生态容量。　　(二)应用L-V竞争模型分析了竞争对于生态容量的影响,提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不同的种群间也会出现生态位的重叠,造成种群间的竞争,进而导致企业种群规模常常低于生态容量的理论饱和值。然后,引入共生的概念,提出了通过发展工业共生来扩大生态容量的观点,并通过建立企业种群的共生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企业种群之间,建立工业共生体,能起到扩大生态容量的作用。　　(三)基于迈克尔·汉南(Michael Hannan)和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的“环境对于组织行为影响很大”的观点,本部分提出,要发展生态化技术创新,构建符合其发展要求的生态环境是关键;要构建新的企业生态环境,政府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一步分析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分析了传统经济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限制因素之后,提出:1.政府需要通过国家调控、经济工具和社会平衡机制等方法和手段,来构建新的企业生态系统;2.在工业共生体的建设中,政府需要扮演制度供给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总之,在企业生态环境层面,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来构建适宜生态化技术创新与工业共生实现的制度生态环境。　　简而言之,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移植与隐喻相结合的方法,将企业生态理论运用到企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制约问题的研究领域,为此问题的研究构建了更加宏观的理论框架,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并且,创造性的将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生态化技术创新,工业共生以及制度创新三方面内容,从企业生态理论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认识,建立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将其与企业生态的三个层次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提出了通过有效扩大企业生态容量,来应对资源与环境制约问题的组合性实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