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洱海的环境治理问题近年来广受关注。国家对洱海的管理历经了环境现代化和水质治理两个空间过程:前者表现为国家对作为自然资源的洱海空间的生态再造,方法是投放外来鱼种,目的是发展渔业,最终破坏了洱海中原本的鱼类种群构成,并影响到白族渔民的渔获生计和社会结构;后者则以洱海水质治理中对沿湖居民的限制（禁渔扩湖）、排除（生活约束）、迁移（生态移民）等手段展现。洱海管理的空间过程得益于自上而下的结构化力量,使得流域内的生态和社会景观发生嬗变。与此同时,白族渔民也以各种方式自下而上地展开地方再造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环境实践中的生计实践和文化实践:前者一方面体现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白族渔民为应对外来鱼种的兴盛而所作的具体的渔获技能和经济参与的调适。另一方面,当渔业作为副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时,渔民也通过抗争、合谋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渔获生计;后者则以白族渔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外来鱼种的文化内化、对洱海的仪式性占有、区分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以及对“魂域”再赋魅等形式,在文化理解的维度对洱海进行地方再造。年轻的环境人类学虽然完善了传统人类学生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不足,并在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感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正是这两个趋于宏微两级的研究面向将环境人类学推向了分别侧重于结构或行动之两级分裂的境地,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可以弥合以上分裂的理论路径,本文提到的环境实践便是尝试之一。本文通过对以溪村渔民为主的大理白族在洱海空间过程中环境实践形式的论述和分析认为,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事实,白族看待洱海环境的态度深受其宇宙观的影响。环境实践既根植于溪村渔民的生计和生活传统,也是其在应对洱海的空间过程中于内在的身体技能和外在的政治经济背景上的综合调适,对此,他们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环境认知图式。在处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国家的视角和长久规划未必是唯一的和有效的方式,我们应该秉持“生存性智慧”,承认人类社会活动中“模糊”领域的存在,进而尊重并借用环境依附者之“默会知识”来修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