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提出,凸显出合宪性审查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自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建立了合宪性审查的被动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模式。实践中,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多以主动审查为主,被动审查基本处于虚置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99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该规定构建了被动审查的双重启动路径,但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长期缺乏实效,且陷入了“双重悖论”的困境。其一,审查要求权主体缺乏明确的职责导向致使特定机关怠于履职,实践中五大要求权主体近20年未有提起审查要求的先例,而公民提起审查建议则呈现出较为积极的样态。其二,审查建议的提起要求低与启动审查程序要求高之间存在反差,且陷入了“有去无回”的尴尬境地,实效性不足。总的说来,我国的被动合宪性审查未能得到真正落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被动审查在启动阶段“先天不足”。具体运行中,我国被动审查的启动程序面临提请审查的主体较多,缺乏明确的职责导向、提请审查的对象范围狭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被排除于提请审查的对象范围之外、审查请求反馈机制缺失等诸多难题。这阻碍了全面深化依法治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应完善被动审查的启动程序,破解启动阶段的“双重悖论”、设置必要的启动要件,建立案件筛选程序、扩大提请审查的对象范围,完善审查请求机制等,以期能实现我国被动审查的破题与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