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原语文本在译入语语境流传中发生的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理解、翻译与阐释。本文针对目前创造性叛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采用理论阐发与历史描述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文本对读的基础上，分析、描述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叛逆在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形态及其在译语语境中的文化意义。本文第一章引入了哲学阐释学，用理解的理论来解释、证明创造性叛逆存在的合法性。受制于由意识形态、诗学与传统文化构成的前理解的支配，译者在与原作的对话中不可能返回到作者原意，翻译文本也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形成了对原作的背离。创造性叛逆表征着译者视域与文本自身携带的效果历史理解域之间的融合以及因之而带来的意义生发。拜伦《哀希腊》在中国的早期译本揭示了前理解如何使译者们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背离了原诗，并且如何将自我想象投射于异域诗人。在这一阐述的基础上，描述了创造性叛逆的三个规定性特征：普遍性、历史性与原文规定性。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如果不延伸到主体性的探索就不会对创造性叛逆的发生、形态与价值有深入的了解。第二章对作者、译者、读者等创造性叛逆／翻译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求，明确了翻译话语实践中多重主体的存在，指出主体间性体现在不同主体对文本意义的共同建构、分享以及相互制约上。在现代哲学对主客二分的批判与传统主体的消解的基础上分析了接受环境的权力话语对接受者主体性的限制，并进一步指出：主体并不一定是人，接受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都会在翻译话语中体现出主体本质。而译者主体性则不仅在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诗学的统摄中呈现差异，而且在于对译入语规范的僭越。创造性叛逆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磨合、拒斥以及融合的表征，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初期，创造性叛逆蕴涵着文化范式的转变与译入语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在不同文化接触的初期，尤其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期中，对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考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后两章对晚清小说翻译进行了描述，考察了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在创造性叛逆形成中的主体性本质以及不同文化融合的状态。第三章描述了晚清翻译小说所处的历史话语的特征、意识形态在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操纵以及接受者在文化交融中对他者文本暴力的抵制与融合。梁启超等人构建的“小说界革命”的话语因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而使晚清的小说话语呈现出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在这一话语的影响下，翻译小说中的创造性叛逆同样呈现出杂多的形态，梁启超、苏曼殊、吴趼人、林纾等人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原文进行改写，在翻译小说中发出声音，构建了一个多音复义、众声喧哗的话语实践空间。作为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表征，创造性叛逆揭示了晚清小说翻译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翻译者试图借助域外文本来达到各种目的：维新、革命抑或启蒙，但是在同时却又对域外文本的暴力心存戒心，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抵御、消解着异域暴力。这一悖论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记录了晚清译者在民族命运遭受到巨大挫折和挑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奋斗的精神体验，揭示了文化交融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形成了不同的叙述传统和叙述者人格。文言小说的叙述者客观冷静，不与接受者直接交谈，很少对文本的形式和内容干预；白话小说的叙述者热情洋溢，不断和接受者直接交流，插入大量的叙述干预。第四章描述了两种诗学传统在翻译中的操纵以及所导致的不同的创造性叛逆。文言翻译小说叙述者不会太过显露自身，在意译为风尚的晚清也很少插入评论。林译《黑奴吁天录》的原作叙述者经常从隐身控制的叙述状态中走出来，与接受者直接对话，但是林译的叙述者控制了同样的欲望，在翻译中将原作中的干预进行了简化与删节。白话翻译小说保留了说书人的叙述者身份，《新小说》连载的几部白话翻译小说均加入大量原文所无的指点干预和评论干预，维护了白话小说叙述者的权威地位。介入叙事的还有小说评点者，他们与翻译叙述者形成了多音合奏的复调关系。创造性叛逆所揭示的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融合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凸现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翻译文学史的撰写中更是应该通过文本对读，对翻译文本中创造性叛逆的形态、形成的原因及其所表征的文学、文化的交流展开分析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