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后又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南宋时期，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成为“四书”并分别作了集注。其中《中庸》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典籍的代表性著作，《中庸》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非常丰富。本文选取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和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两位译者的《中庸》英译版本为研究对象，引入文化过滤机制，比较研究两位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对儒家经典文化不同程度的过滤，以期拓展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研究。作为中国儒家经典优秀典籍之一的《中庸》，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传达，与翻译中国经典诗歌的要求相似，翻译中国儒家经典文化作品要很好的展现原作品的文化精髓。但是因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能完全传达至译作中，译者不可避免的会采用文化过滤机制对原作内容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添加和删减，即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文化方面的过滤。这种文化过滤在翻译中具体表现为译者对原作进行删减、添加、意译甚至变形,它反映了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及再创造,是接受方主体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体现。正确认识和运用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在辜鸿铭和理雅各的《中庸》英译本中，两位译者对原作的内容尤其说是文化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过滤，因此本文引进文化过滤机制，研究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位译者对《中庸》英译文进行不同程度的过滤变动，为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尤其是《中庸》英译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于1906年推出的译著《中庸》（The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强调了中国儒学的道德要求，译文引入国外著名作者如爱默生及其著作的名言，来验证中国儒家学说的正确性，便于西方读者接受，此外辜鸿铭还运用英语译文加汉语诠释，尽量避免儒家文化词汇被西方文化“过滤掉”。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的《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是外国译者翻译版本的经典之作。理雅各译本较多用直译，尽量依从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语言简洁有力，译笔严谨。但理雅各译本相较辜鸿铭译本文化过滤痕迹明显，众多彰显儒家文化的词汇和名句在翻译中被“过滤”掉。由于译者不同，译者的国别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过滤机制在《中庸》两个英译版本的作用程度出现很大的差异，因此英译本也呈现很多迥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