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冲击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过程。而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供给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正处于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重,健康正遭受严重威胁的阶段。这一时期也恰是经济转向新常态,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快速更替,劳动资源错配严重,总劳动供给不断受到冲击,人口红利向健康红利等转变的特殊时期。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地探究环境污染、健康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健康中国”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目标的关键。本文重点从劳动生产率、劳动工作时间、劳动参与和劳动力流动四个方面分析环境污染健康冲击下的劳动供给行为,以探索实现环境、健康与劳动供给协调发展的对策。选题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据以下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在环境健康正成为影响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重要因素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污染、公众健康和劳动供给处于何种现状?二是,当劳动力置身于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之中,其劳动供给行为又会如何变化?三是,不同特征群体遭受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时,其不同劳动供给行为变化又存在何种差异?针对这些问题,基于“递进式”和“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利用2014、2016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精心研究设计,进行了全面探究。内容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重点对环境污染、健康和劳动供给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基于对劳动供给质量和数量内涵的认知,系统梳理了与三者相关的研究,便于掌握研究现状,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视角,明晰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二部分是第一章,环境污染、健康与劳动供给的现状分析。主要从不同元素的时空变化及相应政策的演变等视角,介绍了三者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识别出相关问题特征,试图找到三者之间变化的内在关联。第三部分是第二章,环境污染、健康与劳动供给作用的理论分析。基于现有理论等研究,从一般关系分析视角,给出识别锁定健康冲击作用路径的必要性,再借鉴前人研究,分析环境污染健康冲击对劳动供给影响的作用机理,然后借鉴贝克尔家庭时间最优配置模型,厘清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劳动参与和劳动力流动不同劳动供给行为变化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提出研究的重要问题。第四部分是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为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工作时间、劳动参与和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样本,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将小时工资率代替相对劳动生产率,依据《劳动法》,识别兼职、标准工时和长工时供给状态,依据劳动力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状况来识别劳动参与状态,依据劳动力是否发生跨县及以外的外出务工行为来识别劳动力流动意愿,运用Logit模型方法、非线性中介效应方法以及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方法等,从健康作用视角,捕捉环境污染对不同劳动供给行为影响的证据,并检验其是否包含健康冲击的中介效应,再结合个体、行业和区域异质性进行比较探究。第五部分是第七章,基本结论、政策启示和研究展望。基于全局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提炼出主要研究结论,并从降低环境健康冲击和提升与稳定劳动供给水平两大方面,给出实现环境健康与劳动供给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最后,给出今后需要拓展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研究视角上,锚定了健康人力资本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同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中存在的规避性调节作用机制,为近年关于刘易斯拐点论的争论和拉丁移民悖论现象的解释,提供了额外的证据。研究内容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环境污染健康冲击对不同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建立了一个较为系统且完备的分析框架,并对不同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进了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精心设计,利用多项logit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法和非线性中介效应方法等多种方法,找到了环境污染健康冲击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经验证据。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会显著降低劳动供给意愿。这主要表现在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供给、劳动长工时供给意愿、劳动参与以及劳动力流动供给概率的下降。在其他条件一定情况下,当劳动力遭受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时,以上四种劳动供给行为相对于其他水平同类型劳动供给行为发生的机率比平均分别下降22.508%、19.426%、21.964%和17.552%,即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强弱依次为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劳动工作时间和劳动力流动,对前三者的影响主要包含了健康损害的中介效应,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规避性的调节效应。综上,这也表明环境污染的健康冲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一个系统性的冲击过程。第二,剥离环境污染健康冲击的影响之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工作时间和劳动力流动有正向效应。健康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和劳动力流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环境污染对劳动参与提升作用不明显。健康也不能增加劳动力长工时工作的供给意愿。这表明,虽然粗放发展下的资源消耗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伴随着收入、资本和技术等效应,进而与劳动供给呈现正向关系。但环境污染损害人们的最根本福祉-生命健康,健康红利对劳动供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重视环境的健康效应是发挥健康红利的根本保障。第三,从个体异质性看,不同特征的劳动群体在遭受环境污染健康冲击时,同一种劳动供给方式下和不同种劳动供给方式之间的劳动供给变化差异均较大。但从系统性冲击的全局视角看,在遭受环境污染健康冲击时,男性、教育程度高和新生代、参加医保和健康投资意识强的劳动力更易发生劳动供给替代效应。这意味着,健康红利中蕴含的性别红利、结构红利和制度红利等也是稳定劳动供给的重要内容。第四,从工作行业异质性看,从事第三产业,受雇于私营等企业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更易受到环境污染健康冲击的影响。这表明第三产业中私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的健康就业权利和就业环境缺乏保障,亟需加快这一批“健康企业”建设。第五,基于区域异质性,城乡边界看,户籍为乡村的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更易受到环境污染健康冲击的影响,而城镇的劳动力只有劳动工作时间容易受到冲击。发展政策边界看,黄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受到的环境污染健康冲击影响较大,而东部的劳动工作时间,中部的劳动生产率受到环境污染健康冲击影响显著。地理边界看,淮河以北因环境污染健康冲击效应较大,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下降显著,而淮河南部的劳动工作时间和劳动力流动下降显著。区域经济特征边界看,工资水平较低和技术水平低的区域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容易受到环境污染健康冲击的影响,工资水平高和技术水平高的区域劳动力的劳动工作时间更易受到冲击,而工资中等和技术水平中等的区域其他各项的影响则不显著。从污染排放水平看,排放水平低的区域劳动参与和劳动力流动供给容易下降,排放中等的区域劳动生产率容易下降,排放水平高的区域劳动工作时间容易下降。这表明,在充分考虑发展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区域边界,能够实现区域环境健康与劳动供给的协调发展。简言之,以往研究与实践忽视了环境的健康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一般地,当劳动力面临环境污染健康冲击时,更易发生系统性的劳动供给替代行为。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或影响差异的存在,与不同劳动群体的家庭产品生产水平和曲线上的物品与时间供给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及闲暇消费效用水平和曲线的边际替代率,以及预算约束市场工资弹性的大小紧密相关。即当他们遭受环境污染健康冲击时,其劳动生产率或市场工资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不同,家庭生产曲线变化和效用曲线变化也不同,会导致不同劳动供给行为的变化结果不同。这本质上也是,劳动力在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包括了健康损害的生命价值成本、健康损害的工资边际效应成本）与市场劳动供给期望收益（健康发展的价值收益、收入效益）之间,进行权衡与博弈的综合结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稳定和提升劳动供给,实现环境健康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协调发展,给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