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唐代和两宋诗学,金元诗学在文学史上关注者较少,元好问即代表金元诗、词、文的最高成就。他“救蔽起衰”,一改南宋诗歌理趣多而情韵少的弊端,宗唐尊宋,转益多师,开金源一代诗风,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诗歌理论以早期的《论诗三十首》为代表,集大成于晚年所作的《杨叔能小亨集引》,论诗思想不断发展,对金元及明清诗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元好问区别泾渭、疏凿微旨,论诗以“诚”为本,尚“雅正”,兼有“重气之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的概念由来已久,内涵丰富,元遗山论“气”,多指诗歌的生气和精神,表现为生动的内蕴和磅礴的精神,在《论诗三十首》中体现为提倡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豪放刚健的诗歌风格,反对纤弱柔靡、阴郁冷僻的诗歌创作。另外,他转益多师,“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者之意”。《论诗三十首》即继承杜甫《戏为六绝句》“亲风雅”的意旨,提倡掣鲸鱼于碧海的磅礴气象、广阔诗境。元好问是金元时期诗坛第一人,也被称为“少陵嫡派”,是杜甫之后以“诚”与“雅”论诗,较具有批判意识的一位诗人。这种意识的体现之一便是其丧乱诗的创作。他作丧乱诗,是国破家亡、流离跌宕所致,风格“悍练沉挚”。在早期所作的《论诗三十首》中主张“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反对无节制的讥讽,这是遗山诗歌理论的重要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诗歌是否应怨刺时政的看法。但遗山亦自有高格,在批评刘禹锡诗怨愤过多的同时,也饱含对诗人的同情,以及对世事和自身遭遇的唏嘘不平。且遗山论阮籍“出门一笑大江横”,以狂放言行和纵横诗笔来抒发不平之气,悲歌慷慨,从另一方面论述了“雅正”思想下怨情应如何抒发的问题。在诗论的继承性上,元好问“跨苏黄,攀李杜”,学习李白、杜甫的诗歌思想,对苏轼、黄庭坚则于继承之外多有批评,这也是他对宋诗的态度。诗歌至于苏轼、黄庭坚,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运用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于“奇外出奇”,为作诗找到了新的路径,丰富了诗歌的“理”,体现出一种与前代诗歌完全不同的风貌。但他们以“俳谐怒骂”为诗,诗句“排比铺张”,以理入情,不符合遗山诗论“雅正”的宗旨,故《论诗三十首》批评苏轼和江西诗派,也批评苏黄“后学”笔力不足,未继承苏诗的路径再行创新,难有高格。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对秦观“女郎诗”和苏轼“百态新”的论述都不充分。其论诗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小巧,而秦少游诗虽纤丽精工,情景相生,但缺乏气骨,故遗山以“女郎诗”称之。但总体而言秦观诗并非完全是“女郎诗”,其诗歌类型丰富、风格多样,田园诗、闲适诗、纪游诗,以及描写战争乱象与政治理想的作品中也不乏昂扬进取精神。再则,“女郎诗”代表了诗歌创作中的一类风格,不应一味否定,婉约柔弱、绮丽凄婉未必不是佳作。遗山过于抵触此类绮丽柔弱诗风,不利于诗歌创作的抒情达意。另外,元遗山论诗有“尚古”思想,体现出“雅”的精神内涵。《论诗三十首》“百念才觉古风回”中即有所体现,《中洲集》诗人小传又多以“古意”论诗,金亡后筑“野史亭”、作《中洲集》,效古圣贤人之行,振起文脉,修书筑史,都体现出他的“尚古”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