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译者是翻译过程中十分活跃的因素,然而长期以来,译者一直被是否忠实于原文这一标准及相关理论束缚着。这使得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十分被动,他们的翻译通常被认为只是文字转换工作,可以由机器翻译替代,主体性被无情扼杀。随着翻译研究中心逐步向译语中心转移,译者的身份也开始由隐性变成显性,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译者主体性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有两个通行汉译本,分别为黄嘉德的《吾国与吾民》译本和郝志东、沈益洪的《中国人》合译本。之所以会选择这两个译本做对比研究,不仅因为这两个译本是国内通行的译本,还因为这两个译本出自不同的年代,具有代表性。黄嘉德译本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西方关于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刚起步,黄嘉德在翻译时未受到该理论影响。总体来看,黄嘉德译本更多的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虽然一些地方也有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但是与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相比,发挥的不够充分。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译者主体性研究已经在中国翻译界流行,译者或多或少对该理论有所了解。因此,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中译者主体性有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样的两个译本可比性更强。本文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理论支撑,以林语堂的英文原创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在两译本中的具体体现,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译文质量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译者主体性这一译者翻译中的根本属性。另外,通过对比译者主体性理论产生之前的黄嘉德译本和在译者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后的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发现,虽然翻译是实践性很强的经验性学科,但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亦不可忽视。期望本文对后来者在翻译实践中,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的把握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