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性”是美籍华裔学者商戈令（2012）提出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和欣赏隐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对隐喻,这一核心修辞格所做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相关交流性的探索已关注其互动特征,为隐喻与间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基础。《庄子》一书充满了丰富的隐喻,其隐喻的精湛运用能成功诱发读者进行自我劝说,是研究隐喻之间性的理想对象。鉴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力图从三个方面探讨隐喻之间性:理论上隐喻与间性的关联所在,《庄子》内篇中隐喻的分布情况,及其间性产生的主要方式,以期对隐喻的间性特征加以理论化,并从间性这一新视角来深入理解《庄子》的修辞华彩。通过考察古今代表性隐喻定义,本文倾向于采用Holman和Harmon提出的定义:“一种隐含的类比,通过想象将一对象与另一对象等同,并将后者的一种或多种特性归于前者,或为前者注入与后者相关联的情感或想象”（1986,p.298）。关于分类,依据Wellek和Warren（1949）将隐喻视作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我们选择了 Perrine（1975）提出的基于本体和喻体的分类,并进行了适当调整（略去其中一罕见的类别）以保证其在分析中的可行性。结合修辞学、诗学、语言学和哲学对隐喻的研究,我们认为间性诸多维度中的两个方面——开放性和协商性——与隐喻的阐释关系密切。基于有权威之称的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2020）,我们根据最终明确的隐喻定义识别了《庄子》最具代表性的内篇各章中的隐喻,并根据改进后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以下三类:形式1（本体与喻体均在场）、形式2（本体在场,喻体隐含）、形式3（喻体在场,本体隐含）。从《庄子》内篇所明确的75个隐喻中,我们共选择了 14个典型语例用于分析在具体文本中隐喻的间性产生的方式。通过探究,我们发现可以从开放性和协商性两个方面建立隐喻与间性之间的联系。隐喻的开放性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特征,即在该辞格中存在字面义和隐喻义的空间或间隙,以产生富余的意义并弥漫出诗意或产生共鸣。隐喻的协商性可以概括为其开放性的结果,在解读该辞格时,受众为把握作者试图传达的隐含意义,往往需依据上下文或语境与作者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或磋商。经考察和统计,我们发现三种形式的隐喻在《庄子》内篇中均有使用,虽然其比例存在差异:形式1占比36%,形式2占比4%,形式3占比60%。对《庄子》中典型隐喻的文本分析表明隐喻的间性产生方式为:（1）庄子本人或代表庄子说话的人物激发受众将本体与喻体联系起来;（2）受众将喻体的特性传递到本体;（3）受众做进一步推论,理解作者或其代言者意欲表达的观点。当喻体被隐含时,受众需先填补隐藏在相关动词表述中的喻体;而当本体被隐含时,受众需先填补隐藏在整个语境中的本体。因此,三种形式的隐喻在间性程度上有差异,它们之间的间性层级或可总结为:形式3＞形式2＞形式1。如果将喻体的特性传递到本体看似反常或荒谬,则受众被迫从上下文中搜索更多信息以合理化这种传递。一般而言,庄子本人或代表庄子说话的人物将看似不可接受的本体与喻体并置,创造出意义的开放性,以吸引受众与他进行协商,从而引导他们认同他的哲学观点。此项隐喻间性的探索,不仅为隐喻与间性建立了可接受的联系,同时也为理解隐喻的间性生成方式提供了尝试性的解答。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希望能为其他修辞格的间性探索提供启发,并且能为庄子的隐喻艺术增添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