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在明治日本舆论思潮的影响下,借用日本武士道的概念和理论来重建中国尚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武德,形成武士道思想。他欲以中国的武士道激励国人重拾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建设强权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文立足于对梁启超相关著作、文章的文本分析,从学理的角度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内容做以系统的考察。近代中国的时代危机与观念变革、近代尚侠风潮和梁启超早期日本观三大因素构成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经历了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和提出中国武士道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武士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将忠诚、道义、武勇、然诺和名誉五种德性提炼为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德目,并以此为依据重组了中国古代尚武史。在建构武士道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生死观和以“合私奉公”为核心的公私观,丰富了武士道思想的内涵。建设强权国家、培育新国民道德和唤起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推崇武士道思想的目的所在。本文认为,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学理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运用武士道概念来言说中国尚武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体现出了对明治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本质的认知缺乏与不警醒态度,也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态。当明治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放弃了武士道思想,表现出了在武士道问题上的自我警醒。本文尝试探讨武士道思想的价值以及在梁启超繁杂的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形成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整体评价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