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以李提摩太和余国藩两位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游记》英译本为个案,采用描写翻译研究范式,以定性的研究方法将译者和译本置于其所处的多元系统之中,对一本多译现象进行历时研究。相距近70年的不同时期的两个《西游记》英译本呈现出怎样不同的特点?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与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有什么关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对译者和译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究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初期《西游记》英译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中,翻译文学处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译者更注重译本的“可接受性”并为源文本寻找现成的二级模式,归化是翻译的首要策略。李提摩太译本的归化主要表现在其对原文实施的跨文化操纵,即“援耶入佛”翻译策略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对《西游记》主旨及结构的策略性处理,对人物形象的基督化诠释以及对部分内容的有意误译;而20世纪末期《西游记》英译处于“多元文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中华民族崛起,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逐渐由“边缘”向“中心”演进。此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的一级模式,译者注重译本的“充分性”而以异化策略为主。余国藩英译《西游记》整体上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的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文化,但为了实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在忠实达意的基础上亦不乏变通。具体表现为其诗词全译的策略、对文化负载词的音译以及对部分宗教内容的“以西释中”。由此可见,随着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中地位由“边缘”向“中心”的不断演进,《西游记》英译经历了一个从跨文化操纵到对异文化尊重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翻译不仅是文化事件,也是社会事件。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学多元系统中位置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突破译本内部语言转换层面研究的局限,将翻译纳入到社会文化这一宏观的框架下,探究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才能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