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电影《活着》在第四十七节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大放异彩,一举打开了余华作品走向世界的大门。在文化艺术导向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韩国迅速将电影《活着》引入,并于1995年5月正式上映。1997年,长篇小说《活着》的韩译本翻译编辑完成并顺利出版发行。余华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身份进军韩国文化界,后逐渐向现实主义作家转变。本论文将选择《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余华转型时期的经典之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余华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余华作品韩国译介的“镣铐之舞”以及接受美学角度下的读者受众差异三个方面,将原本与译本相比较,探究译者在进行译本“再创造”时所作出的创造性叛逆,分析译本中出现的文化意象缺失情况以及读者受众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章“余华作品世界传播概况”主要介绍了余华作品在英语国家和韩国的传播情况。在电影《活着》点亮戛纳电影节之后,世界文学界开始关注余华的文学作品。从四处碰壁、屡遭出版社拒绝到炙手可热、出版社争相争取版权,余华作品经历了重重考验,终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韩国的文学导向近代以来一直跟随西方价值观的指引,对余华作品的重视亦起于戛纳。本章从电影媒介的宣传、译者与出版社的推助和作者的文化交流活动三个方面出发,对余华作品在韩国传播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二章“余华作品韩国译介的’镣铐之舞’”从“音译”与“字译”抉择中的意象取舍、历史政治积淀下“晦涩”的不可避性、平常语文化意象的误译与漏译以及电影《许三观》之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创造性叛逆”这四个角度具体考察译者在对原作进行翻译在创作时,由于史实的“镣铐”、译者自身翻译能力限制或疏于钻研、抑或译者的刻意为之而造成的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缺失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发生创造性叛逆的现象。首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两位译者在针对名词进行翻译时,采取了两张截然不同的方法,即“音译”与“字译’”,从最基础的汉字出发,探究汉字背后的深层含义,讨论专有名词翻译方法的利弊;其次,历史的既存性和不可变性为翻译制造了“镣铐”,将政治与历史相结合,重点考察译者对政治词汇和政治话语的传达情况,探讨历史事件翻译“晦涩”的不可避性;再次,着眼于最具民族文化特色、最贴近平常语的俗语、成语、歇后语,通过大量的实例考量译者对文化意象的传递程度;最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也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电影《许三观》和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比较分析,探究电影改编的影响。第三章“接受美学角度下的读者受众差异”首先,从中韩两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相通性出发,分析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韩国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其次,探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出现读者受众差异的原因。《活着》比《许三观卖血记》先一步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受众程度却是后来者居上。针对这一现象,本章从韩国读者期待视野的立场出发,寻找《许三观卖血记》与《活着》的相异点和对韩国读者的吸引点,探究韩国读者的阅读期望,分析读者受众差异。本论文旨在介绍余华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情况,探究发现文学翻译工作中的“创造性叛逆”,为文学翻译工作者提出些许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传递方面的建议;为文学创作者提供未来文学创作时的一个方向和参考。并希望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实现两国文化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