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主导产业,如何实现其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就目前来看,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应用于实体经济特别是需求端的各行业领域,重构并创新经济发展形态。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也将呈现不可逆转的态势。因此,深入探讨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挖掘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作用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指导,运用技术经济范式、产业融合理论,着重对我国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融合效应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就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的内涵而言,数字技术推动的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是二者融合的基础;数字技术体系的整体融合是二者融合的核心。基于此,认为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具体表现出三个方面特征:万物联网下企业内部的数字化改造、互联互通下企业之间的网络化平台建设、全面融合下制造行业的智能化变革。这三个方面既体现出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前期、中期、后期数字技术运用的不同侧重点,同时又表现为并行推进的“并联式”发展特征。对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本文从四个维度展开:技术支撑、企业逐利、市场竞争、政府引导。其中,技术支撑是融合发展的前提,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运用前景给了企业为获利而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动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积累创新决定了企业技术推广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从而影响着企业是否有现实条件进行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应用;企业逐利是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企业是融合发展的核心主体和直接行为人,运用数字技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长期盈利动能,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因此长期看来企业有意愿进行数字化改造。但由于数字经济前期投入会折损短期利润,同时结合“盈利路径依赖”的惰性和转型的利益阻力,可能导致企业对短期利润的重视带来融合发展趋势的延缓;市场竞争是融合发展的外部压力,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会给企业带来生存压力,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政府支持是融合发展的引导力,政府通过提供前期必要的政策资源扶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市场失灵,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对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作用效应的研究,本文将从成本节约、收入增长、效率提升三个层面展开。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能发挥成本节约效应,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采购销售成本、管理交易成本;同时发挥收入增长效应,为制造业带来原有市场的扩张和开拓新的市场、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发挥效率提升效应,提升行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论文选取相关数据对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市场竞争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逐利、技术支撑和政府引导对融合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此的解释主要是受限于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一是作为长期产业投资的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增长并不是瞬时的,短期收益风险的不确定性会让企业谨慎面对数字化改造;二是因为样本期间技术支撑力度并未充分体现,数字技术推广的经济可行性有限,因此企业对花费巨额成本投入数字化改造的动力不足;三是因为本文是利用数字基础产业对制造业总产出的贡献度测算融合程度,而样本期间具有成本优势的全球贸易市场扩张对总产出的贡献最大,而非更讲究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融合度对制造业盈利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此的解释是样本期间数字经济正处于技术导入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备设施投入来支撑数字化改造,从而影响当期利润;同时数字经济的融合赋能需要在企业、产业、经济配套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率提升作用,前期对数字经济投入的增加意味着对原有运转模式投入的减少,从而产生“转型阵痛”,出现不增反减的可能。但从长期看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其将有力地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丰富了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内涵及特征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特别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在实证分析中将融合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动力机制和融合效应问题,为该主题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但鉴于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概念丰富、技术属性强、发展变化快的研究主题,本文仍存在未考虑不同制造行业融合特殊性、实证指标数据的选取需进一步优化改造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