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凸出,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紫金矿业铜酸水渗漏事件、哈药总厂“污染门”事件、鲁抗医药排污事件和天津港爆炸事故等污染事件骇人听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不得不警示社会,企业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履行社会责任及保护环境。环境信息披露引起各方的关注,为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政府出台新《环保法》,媒体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曝出企业污染环境的事件,以此督促企业积极治理环境,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以15个重污染行业的174家上市公司2014年~2016年所公布的环境信息为研究对象,根据本文构建的环境信息指标体系,发现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数量增加较多,质量偏低,倾向于编制独立报告的现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政府监管与媒体报道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将媒体报道细分为非负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探究媒体报道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将政府监管按地域特征细分为东部地区政府监管和中西部地区政府监管,探究不同地域的政府监管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再结合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的影响力探讨两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结论如下:(1)非负面的媒体报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2)在我国东部地区政府监管力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3)媒体报道弱化了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政府监管也弱化了媒体报道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促进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我国的地域差异,分析不同区域的政府监管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为缩小不同区域的环境监管差距,政府部门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