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便与周边许多民族和国家有着或多或少的接触,中国历史文献和诗文中便相应地出现了关于异民族的书写,这便形成了异国形象。而日本形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直到晚清,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在审视日本的时候,往往以中国文化为准绳,符合中国文化标准的就呈现人类形象,与中国文化不合的,则呈现为异类扭曲形象。这种局面直到黄遵宪的出现才被打破。著名诗人、外交家、改革家黄遵宪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用他敏锐的洞察力,通过诗文塑造出了丰富饱满的日本形象。本文以《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日本卷、《日本国志》为考察对象,再结合黄遵宪有关的文录、函电、公牍、笔谈等,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构建出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以及形成原因、时代意义。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黄遵宪的个人际遇、对其主要作品《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进行了介绍、从国内国外两方面综述了以往学者有关黄遵宪的先行研究、阐述了本论文的立论主旨、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该章的目标意在为进入正题做良好的铺垫,因为对黄遵宪的人生际遇、主要作品以及以往的先行研究的认知是正确把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这一论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考察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生成背景。首先,梳理了晚清之前两千多年的中日两国的关系交流史。其次,又对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鸦片战争之前和黄遵宪同时代的历代中国人的日本想象进行了探讨。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的形成是建立在中日各个层面的交流的基础上的。而社会集体想象又是衡量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对二者的考察是进行“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第三、四、五部分分别对应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中日国情的基础上,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三个不同时期所塑造的不同的日本形象。第一个时期为1877年一1882年所塑造的日本形象,以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日本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为同源日本形象,具体包括同源景物形象、同源文化形象、同源风俗形象以及同源日本人形象。第二为异类日本形象,具体包括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的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造成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天朝模式世界观、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以及日本汉学家的影响。黄遵宪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其最终宗旨在于强化和肯定中国自身,进而否定日本。第二个时期是1882年—1894年的日本形象,以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是通过美善之政、整备之军、维新后的新面貌以及精湛的工艺这些方面塑造的。此时的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是黄遵宪用对相异性向往的话语来塑造的,因而表现出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造成这种乌托邦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黄遵宪进步的思想和地球模式世界观的形成。通过乌托邦式日本形象的建构,黄遵宪表现出对日本文明的肯定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自身现状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1894年—1905年的日本形象,以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呈现。具体来说,以强大的军事形象、富有野心的侵略形象、咄咄逼人的高傲形象这些方面得以塑造的。这一形象的塑造是由于甲午战争这一触媒作用造成的,也是由于对日本难以企及的强大和霸权的憎恶心理和对中国自身的贫穷和弱小的怨恨心理造成的。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日本形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使国人深刻地认识崛起中的日本,更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强大的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软弱的自身,从而发自肺腑地呼吁中华民族的觉醒。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独特性以及时代意义。其日本形象的独特性表现在如下方面:与同时代文人相比,黄遵宪所塑造的日本乌托邦形象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与其作品中的美、英形象的表面化相比较,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更加丰富饱满,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文学、民风民俗、方物、人物等方方面面,并且既包含了负面的意识形态形象和贪婪的殖民者形象,也包括了正面的乌托邦形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时代意义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在中国方面,它一改国人此前对日本“不屑措意”的狭隘观念,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并正视日本,通过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自身,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重整,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得以塑造日本形象的《日本杂事诗》对日本文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反响;再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具有现代性意义,具体体现在惊羡的现代性体验和新意境、新语词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