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安全危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应对。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在这严峻的现实背景下，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治理方式仍然停留于简单的“节能减排”思维，并没有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发展安全的高度和全球产业结构向生态环境安全方向调整这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契机来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主要来源部门，但从产业层面专题研究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至今还非常少。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从理论研究来讲，关于中国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安全评价与治理研究这一命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全”一词是研究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的逻辑起点。从较为深远的层次来讲，安全应该包含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双层含义。因此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涵义可以理解为：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并能够不断发展与改善；还要确保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不断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实际上这是建立在和谐主义生态环境伦理观基础上的平等主义安全认识。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生态维度(生存安全)、经济维度(发展安全)和综合维度(生存与发展综合安全)三大维度，以及生态环境安全效率(生态环境安全的核心标准)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进行系统评价。在综合维度分析中，本文从资源消耗力、环境污染力、生态承载力、治理循环力、经济创造力和科技创新力六大方面构建了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动力模型。　　 经济维度上，采用VAR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等一系列具有递进关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制造业增长与废水、废气、SO2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值的增长带来了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显著增加，并且制造业的增长与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生态维度上，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生态足迹方法，计算了1991-2006年中国制造业总体以及各细分行业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16年来一直处于生态环境不安全状态，而且不安全的程度正在日益加深；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全部细分行业中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最差的，而且其不安全程度一直呈现出大幅度增加的态势。能源消费生态足迹和CO2排放带来的生态足迹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生态足迹的绝大部分，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是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为代价的。　　 综合维度上，基于熵权法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在1991-2006年这16年中有15年处于最低的生态环境不安全层级，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全部制造业行业中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最好的行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资源加工类行业的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最差。　　 对于生态环境安全核心指标——生态环境效率的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生态环境效率在1991-2006年间有了显著提升，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等行业生态环境效率状况最好，而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生态环境效率状况最差，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需改进资源利用配比，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需严格控制其生态足迹的占用。DEA结果还显示长期的规模收益递增趋势已经出现拐点，传统制造业增长模式可能已经进入瓶颈期。Malmquist指数分解显示制造业总体生态环境效率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能力都有所提升，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提升最快，其中科技进步是主要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治理循环力是影响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因素中作用最大的，资源消耗力比环境污染力对中国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安全破坏作用更大，说明制造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严格控制资源的消耗量，并且要着重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科技创新力对于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状况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科技创新力与治理循环力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提高科技创新力，尤其是提高基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科技创新能力是改善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状况的关键。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对于生态环境安全的治理投入远远低于美国，因而亟需加大治理经费投入。生态环境安全治理效率研究表明在2000、2001和2003年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治理效率状况一直较好，但金属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等六大行业相对较差。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制造业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多元主体的公共利益。合作博弈分析表明，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的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如果能够相互协调、充分合作，在考虑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构建长期合作机制和信任监督约束机制，就将实现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治理整体收益最大化。　　 对于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治理，需要坚持保障制造业平稳发展为首要原则，以节能减排转向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取向，以多元主体公共治理为基本路径，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手段为技术支撑，通过政府机构、制造业企业、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公共治理，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创建以生态制造业为主导的源头治理模式、推进清洁生产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动力系统，并通过降低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大环保投资比重、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控制污染排放总量、调整生态环境资源与资本、劳动要素的配比、提高全要素生产能力以及提高治理循环能力等措施改善各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安全状况，从而最终实现中国制造业生态环境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