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信息时代以来,新兴媒体的蓬勃涌现使媒体舆论侵权引发的诉讼数量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媒体舆论监督侵权主要表现为侵犯名誉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名誉权的保护规定已经较为完善,但如涉及到舆论监督的领域,可援引的相关法律法规数量却比较少。由于法律的缺位,现实中舆论侵权纠纷的并没有得到协调统一的解决。我国法律并未专门规定舆论侵权的相关法律,舆论侵权行为仍援引侵权法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与解答都仅规定了诽谤、内容失实、评论不当等行为,对舆论监督侵权可能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划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范围。直至2021年1月我国民法典开始施行,其中新增的一千零二十五条对舆论监督行为人在名誉权纠纷中应尽到的注意义务标准——“合理核实义务”加以规定,一千零二十六条则列举了舆论监督行为人违反“合理核实义务”的认定因素,逐步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但并未完善。舆论侵权案件多涉及新闻媒体所做出的不实报道,此类不实报道无论维持时间的长短,其侵权行为往往难以界定,其造成的名誉权损害后果也往往难以认定,且媒体多以言论自由作为抗辩理由,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新闻法》或《媒体法》,故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因而本文拟在一般民事侵权的法律框架内对舆论监督名誉侵权中存在的理论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进行研究。本文在研究舆论侵权领域的各学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舆论监督名誉侵权认定以及归责问题的相关思考,以期可以得出对媒体工作和法院工作行之有效的建议。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舆论监督侵犯名誉权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为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经济日报社、许丹的名誉权纠纷案,北京黄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证券市场周刊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与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社有限公司等名誉权纠纷案。在本部分将粗略介绍案情,再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归纳。第二部分将对文章第一部分所选案例争议焦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法理分析,重点涉及舆论监督与侵犯名誉权之间的界限问题、媒体业者所应承担的合理核实义务以及舆论监督构成名誉侵权后民事责任的归责问题。上述三个问题贯穿于舆论监督名誉侵权的始终,也是笔者认为解决现阶段舆论侵权纠纷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笔者立足于前文的研究,总结出对媒体以及法院的工作建议,媒体工作者在报道中应做到不捏造歪曲事实,严格履行合理核实义务以及不使用侮辱性词汇。法官在审理舆论侵权案件时应适用统一的舆论监督名誉侵权认定标准以及适用统一的舆论监督名誉侵权归责标准。